第五，从效益方面看，被告侵权设备所在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由于在网络侵权设备中，侵权行为以数据复制或存储的形式被记录，并能通过技术手段被感知，而且除非有意识地删除，否则这些数据将保留较长的时间[4]，所以，在侵权设备所在地收集侵权证据和查明案件情况最为便利，由此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能够有效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而且在判决作出后，若被告败诉，在侵权设备所在地执行判决也比较方便，可以将书面判决更有效地转化为原告的实然利益。所以，由被告侵权设备所在地法院管辖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
综上所述，由被告侵权设备所在地法院对网络侵权案件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这就满足了第二个条件。论证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网络侵权案件的“被告侵权设备所在地”是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其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管辖依据，具有确定性及合理性，应当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的主要管辖依据。
三、“原告发现侵权信息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管辖依据评析
计算机终端设备不仅是实施网络侵权行为的必要工具，也是显现侵权结果的必要载体。“原告发现侵权信息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属于侵权结果发生地，但它能否真正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管辖依据，还是要看其能否满足前述的“确定性”和“合理性”这两个条件。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无界性，网络侵权结果可以在任何一部联网的计算机终端设备上显现，许多地方均可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所以，这种网络侵权结果发生地具有显著的扩散性，而不具有确定性。若直接将这种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管辖依据，会给原告以随意挑选法院的极佳机会。原告可以在对自己最为有利但与被告乃至案件没有什么联系或者联系很小的法院提起诉讼，这对被告而言极不公平合理。而且在证据的取得和案情的查明方面也会存在较大困难，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不便。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原告发现侵权信息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不能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依据。
然而，由于网络侵权案件的情况多样且复杂，有可能出现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难以确定的情况。这时，若一味坚持由侵权行为实施地法院管辖，则会使原告起诉陷入困境，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由于原告一般是在计算机终端设备上见到侵害其权利的信息时才发现其权利受到侵害，为了尽早制止侵权行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而尽快提起诉讼的[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原告发现侵权信息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管辖依据而加以适用，使其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辅助管辖依据。这是一种对原告诉讼权利极为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具有实践上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