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未来制度设计之路径：《保险法》第44条立法技术之参酌
毋庸讳言，在缔约之际，被保险人是否具有犯罪之预谋以及“滥用”乃至“恶用”保险之意图，深藏于被保险人之内心，要求保险人在缔约之际予以查明，或者事后举证证明，实属不易，此为制度设计之难点。笔者以为，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的可保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可参酌《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以“两年期间”作为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责任的区隔时点。《保险法》第44条规定之规范技术目的在于：“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于具有自杀之意图时，专为贪图保险金而投保人寿保险，故保险法设有‘两年缓冲期限制’之规定，图希冀此缓冲期，改变被保险人自杀意图。而若保险契约订立超过两年后被保险人故意自杀，则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执意或新意之念，保险人皆应负保险理赔之责。由此可知，保险法上故意自杀规定中‘缓冲期限’之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以命换钱’意图。”[27]
虽然《保险法》第44条的规范对象为“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与“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其规范旨意同样也是为了防堵被保险人缔约之时即已具备的滥用人寿保险制度之意图、回避主观事实举证之困难。因此，《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可资参酌。即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被保险人有无滥用保险意图之时点，切断“被保险人投保时之犯罪意图”与“滥用保险”两者之关联性。具体规定如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当推定被保险人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反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则推定被保险人并无滥用保险之意图，保险人亦不得另行举证证明予以推翻。当然，在立法技术上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时点，而推定所有在两年内发生的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皆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弊端，但该种规定不仅回避了主观事实举证困难的问题，而且通过“两年期间”之区隔，使得划一简便的处理方式成为可能，法律关系由此变得十分明确，从而达到了举证责任转换的目的。因此，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策略下所不得不采取的规范技术。此外，鉴于被保险人因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始参加投保，当认为被保险人系恶意地隐瞒其主观上之犯罪意图而致保险合同解除时，亦无须返还已收受之保险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将《保险法》第45条之规定修改如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被保险人有故意犯罪行为发生，并因该行为致其死亡或被处死的，保险人解除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