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醉驾入刑条款语意明确，并无歧义，在修正或废除之前应予严格执行
此节小标题本为“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法律的权威”，因该种表述方式带有某种色彩，易引起知识人士不太愉快的回忆，故予更改。 醉驾入刑条款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在立法机关经历了各种意见的博弈，最后才形成现在的表述，立法意图十分明确：醉驾一律入刑。对此，学界已有共识，不予赘述。 在上述前提下，如何处置醉驾，不应出现分歧。然而分歧还是很快就出现了，而且不和谐的声音居然来自最高司法机关。
三、 最高司法机关以刑法总则否定醉驾一律入刑，失之偏颇
《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规定：“……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条属于刑法总则。总则对各分则固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在分则条文语意明确、并无歧义的情况下，对分则亦应严格予以执行。 在现行法律框架和实务操作中，醉酒的认定标准简单清晰（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也不难认定。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醉驾本身再区分“情节显著轻微”、“情节轻微”、“情节一般”、“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何况，如上所述，立法机关的本意就是醉驾一律入刑。 当然，依照刑法理论和《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表述，醉驾究竟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行为犯，或者是既构成抽象危险犯、又构成行为犯，值得深入探究。笔者倾向于醉驾属于抽象危险犯的观点。 从抽象危险犯角度分析醉驾入刑问题，立法机关显然是推定醉驾行为构成对社会、对不特定公众的潜在危险。立法机关的推定最终落实为法律的推定。但既然是推定，就有可能“不靠谱”；即，在特定的、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有确凿的反证，证明即使醉驾也不存在任何危险（有学者称为“阻却既遂的反证”；见“华律网”：《酒后驾驶刑事规制》，作者不详，通过“百度”搜索可得，网址略）。此时，醉驾行为就不宜入刑了。这大概比较切合张军副院长的本意。 不过，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既然是抽象危险犯，醉驾行为本身未必造成实际危害；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醉驾行为都未给社会造成任何实际危害（指人财物的损失而非抽象的损害，比如对社会公德和秩序的破坏）。第二，上述“阻却既遂的反证”发生的概率极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笔者可以想象出来的例子是荒野醉驾。荒野倘若可以行车，车到之处也可算作“道路”。其实，无论荒野算不算“道路”，都无人能够保证荒野醉驾绝对不会撞人；驾驶者可去的地方，其他人理论上亦可到达。至于有没有警察则是另外的话题）。第三，因极小概率事件否定醉驾入刑的立法意图、用司法权限制法律的实施，对社会、对法治造成的损害更大。 因此，笔者认为，不宜由最高司法机关以领导讲话、司法解释等方式否定醉驾一律入刑；对特定的、极端的、确实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或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醉驾案件，应在启动法律程序（刑事立案、提起公诉）后，由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最终确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科以刑罚。 总之，以刑法总则否定醉驾一律入刑，虽然出发点可能是良好的，但实务中势必矫枉过正，抵销醉驾入刑条款的价值和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