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双重职能在司法独立的公开理念之下是无法表现的。笔者曾经参加一个先进事迹报告会，作报告的模范法官演讲的第一句话便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看似在这里引用伯尔曼的话语能够引起我们对于法治的共鸣，但期待并不意味着迫不及待，而历史则证明迫不及待往往会把事情搞砸。他所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代表的只是一个基层优秀法官的职业信仰。但法官的信仰可以是多元的，既会有伯尔曼，也会有霍姆斯；既会有马锡五，也会有吴经熊。每个人要求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谓“中庸的政法理念”，就是在综合这些法律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法律秩序建构与发展所做出合理性判断，以求稳固社会结构，最终使正义的实现成为一项长期、可欲的社会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确保每个公民都有话语权，但可以做到道德与技术相对接，使得人们在渐变的社会中找到自己对于法治建构的那份使命。所谓知易行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对“狂信”劝诫一番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不信”之人。实际上，把“在中国，这不现实”这句话挂在口头的人才是新法治真正要改革的对象。现实是什么？是通过一步步斗争、妥协、试错、反复之后构建起来的，而言“这不现实”的人大多是潜意识中认为法治与自己毫不相干，但又想搭新法治“便车”的人。他们既不排斥过去，也不拒绝未来，只想着坐享其成。而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进行的法学院扩招，其教育培养的并非具有独立精神的法律人，而实是法律的扫盲，这种扫盲理念任何法学院都不能避免，即便是国内著名法学院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只要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之下，难免沦为商品经济的牺牲品，就这样，大多数学生以扫盲和维持生计的想法读完了法学院的课程，当他们取得高分的那一刻，信仰沦为了手段，成绩转化成了金钱。也即在此时代的中国，法律的隐喻已经消失，真正的“民族魂”又浮现出来。鲁迅去世后，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但在笔者看来，更能代表民族心态的不是鲁迅，而是鲁迅笔下的阿Q。尤其在当下这个转型与重建的年代，法治的实现成为了一件很热闹、值得观看的事，成了大家共同剪辫子，叫嚷着：我还比你法治哩；不成等着吃人血馒头，就说：叫你法治，活该被法好好治！由此揣摩，民族的启蒙是建构现代国家制度的根本基础，而人多口杂、众口铄金的态势成为了启蒙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法治是启蒙的结果，也是启蒙的诱因之一。
百年前西法东渐的时候，几乎不会有人料到后来会出现这么多懂法律的人；而司法权由皇权转移到政党的时候，也很少会有人想到这不过是司法权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原以为革命完成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要进行改革才能发展。很多原以为的事，如今才知道原来不是那样，所以大家都懂法律了，却不法治了。其实懂法律的也多，想搞法治的也不少，唯独知道怎么搞的人是少之又少。那些人，不在法学院里。就算在法学院里，估计也记不了几个法条。但是，能人终究是能人，他不光会搞法律，还会搞政治，还会搞经济，他啥都会搞。苏力教授在《问题》一文中责“狂信”之人，只懂法律而不懂中国；但细细想来，谁说法学院出来的都成了法律人？谁说法律人一定要搞法治？又是谁说法律学的好的就一定法治也搞得好了？其实一切都没有变，该来的终究会来，历史经常在做着无意义的重复。于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血馒头又比以往更瘆人了，白处更白，红处更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