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研究非正式制度不能提供教授的职位，不能成为大法官，你如如果像金桂兰那样调解，大部分都运用日常知识，没法转化为法律语言，转换成“理论”，怎么能发表，不能够作为学术文章发表，那怎么当教授。这种知识也很难变成律师挣钱的工具，因为即使允许调解收费，因为没法收很高的费，当事人觉得你没干什么呀，没展现你的特殊的高超的知识呀。还不可能因为成为著名的高等级的法官，因为这个体制说到底是看法官判决，看法官论证的。你可以把金桂兰、陈燕萍提拔到县基层法院当副院长，但有谁能因为调解卓越提拔为大法官，而如果苏力年轻点，是个博士，教授，发表过一堆论文，即使是一天案子也没审过，一天律师没当过，写的全都是哈特、德沃金，也都不无可能被选拔出任高级法官。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制度的衰落或者兴起，实际上是一大批利益集团附着在上面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后现代的，或者仅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尼采、福柯等学者都指出过这一点。其实这类现象还不只是法学界的。医学界也有这种情况。同样是医学院毕业，搞治疗的才是医生，很挣钱，但搞公共卫生的，哪怕救得人再多，也不叫医生，也不挣钱，因为收费很难，只好靠国家投资。中国的纠纷解决问题也同样如此。法学院毕业了，你如果一辈子搞调解，就不可能有太高的经济、社会和学术地位，不管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普通人认为你多么聪明。这其中有个真理和知识的体制问题。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目前来说，诸如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没法进入市场，没人愿意投入。
而由此，我可能会“批评”范愉老师比较天真，比较理想主义。她似乎觉得我们法学界没看清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只要看到可持续发展了，大家就会共同努力了。我对这一点比较悲观。世界上有许多事，大家都知道有道理，好，但还是不会去做，或不会努力去做，不会像能挣大钱的事那么去做。好多事都不是道理想清楚了，道理讲清楚了，行动就跟上去了。法学家都习惯于以为论证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因为法学界就是嘴力劳动者，容易自卖自夸。我要向范愉老师学习，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悲观。我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基本是因为觉得其中有知识，有道理，很有意思，而我又在学校工作，生活有保障，我也会告诉学生或别人，多元化解决纠纷制对中国有好处，但说完了，真不知道是否真能有用。我说这个话，意思是如果真要推动多元纠纷解决，一方面国家或社会必须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个解决纠纷的方式都能进入市场，使得这些机制都能在社会中自我运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