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责任能力制度在维护行为自由方面的功能是极为有限的。许多学者认为，取消责任能力制度可能会妨碍行为自由。但是，行为自由是否会被妨碍主要还应该从后果上进行判断，如果施加给行为人过重的责任确实有可能导致行为自由的妨碍。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其对自身的行为性质缺乏认识，因而基于责任能力使其免责，难以体现维护行为自由的功能。依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所谓的识别力是“认识到其行为的不法以及随之的责任，并且以任何方式理解其行为的后果。对此，仅需要以下一般性的理解，即其行为能够成为其负责的根据”。[46]既然不具备认识到自身行为及其后果的能力，便难谓有真正意义上的“行为自由”。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危险数量、种类及其复杂性的增加，认识因素的强调，更多关注的是对危险的发生、后果及可能影响的认识，这并不必然导致对行为自由的限制。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和学说逐渐地对责任能力的内容提出了新的看法：“辨别和实施行为的能力这一前提条件被对少年人必须能够认识到‘其危险行为导致的责任’的要求所取代，即被‘立即对其行为承担某种责任的义务’所取代。”[47]在德国，一些判例也认为，这种认识并非以具备面临何种特别危险的观念为前提，如果认识到一般的危险和一般的损害，那么就足够了。[48]这意味着，既然责任能力不是强调认识与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其在行为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
再次，责任能力制度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也可能是未成年人，与作为加害人的未成年人一样也需要保护;另一方面，侵权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有财产的未成年人承担，也可以由其监护人承担。在由监护人承担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负担;在有财产的未成年人承担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该未成年人的负担;而在未成年人无财产的情况下，即使在不承认责任能力的国家(如法国)，也并不必然导致该未成年人在未来承担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在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上，德国法模式和法国法模式实际上恰恰是两个极端。按照德国法模式，无责任能力就导致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虽然会通过监护责任和公平责任予以补充，但仍可能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而按照法国法模式，行为人责任的承担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认识能力，这可能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49]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应当考虑的是一种折中的模式，将这两种模式加以衔接，即能够救济受害人，又能够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应予以特别保护，但不能基于责任能力制度，不能使未成年人在实施侵权后，即使有责任也予免责。
此外，责任能力制度也并不是行为能力制度的自然展开，换言之，有行为能力制度，并不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责任能力制度。在一些未承认责任能力制度的国家(如法国)，有行为能力制度，但并没有责任能力制度。这也说明二者间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更不能说没有责任能力就导致行为能力制度的功能受到限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适用范围不同。严格地说，法律上设立行为能力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服务于交易，尤其是服务于在缔约中保护未成年人、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所以，行为能力制度主要适用于交易关系，而侵权责任并不是一种交易关系，并不一定要全面适用行为能力制度。第二，判断标准不同。一方面，“在侵权行为，行为人有无侵权能力，系就具体情事加以判断;在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无行为能力，原则上以一定之年龄作为标准。所以作此区别，其主要理由系法律行为上的行为能力，须予以制度化，使有客观的标准，期能对智虑不周者的保护及交易安全，兼筹并顾。反之，侵权行为涉及行为人应否在法律上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宜采具体判断标准，就个案加以判定。”[50]责任能力的判断往往采取一般认定和个别认定相结合的方式。德国民法对于7周岁以下的儿童一概无责任能力，而对于7周岁以上的儿童以及精神病人，则采取个别认定标准。[51]另一方面，行为能力不考虑危险的判断，但大陆法国家侵权法上出现的新发展趋势是，日益注重未成年人的危险认识与判断能力。此外，责任能力制度不仅仅适用于加害人过错的判定，也同样适用于受害人过错的判定，这和行为能力制度是明显不同的，行为能力一般不可能适用到受害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责任能力制度在沟通侵权法和刑法的相互关系上，并无太大的现实意义。从侵权法的发展上看，在侵权法确立的早期，两法曾经交织在一起，甚至进入到19世纪的法典化时期，侵权法也仍受到刑法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责任能力制度的建立本身，也是受刑法影响的结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演进，二者早已分离，这已成为法律文明进化的一个趋向。二者的分离，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二者功能的差异之上：侵权法是救济法，刑法是制裁法，这决定了它们必然朝着不同的目标发展。反过来，既然两法的区分已经确立，并已日益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就不需要再借助责任能力制度来衔接两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