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辞学建构的权力关系
尽管同样集中关注言说，关注政治问题，但只要浏览历史材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早期中国修辞实践与古希腊修辞实践，在制度环境、言说对象、言者与受众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不同。
亚里士多德分析修辞学运用的原材料基本是古希腊的公共演说。演说有关城邦生活，集中讨论的常常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共事务，常常伴随着民主决策，演说者和受众（说服对象）之间在民主决策层面上是平等的。恰恰是这些非修辞的、非话语的社会因素塑造了古希腊修辞学的传统。
立法演说常常是，在公民大会上，就城邦公共事务，公民发表演说，旨在说服其他公民支持或反对某政治决策。司法演说则是，面对随机抽取的众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受指控的公民（或通过辩护者）为自己辩护，全力说服陪审团自己无罪。展示性演说则发生在众多公民参与的其他公共活动中，诸如葬礼、祭祀等典礼仪式。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基于奴隶制；但在民主地排斥了非公民（奴隶、女性、儿童和外邦人）之后，在公民大会或是在陪审团的决策中，每个公民的决策权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任何公民的动议要成为或被纳入城邦的政治（包括立法和司法的）决策，都必须通过现场演说来说服其他参与决策的公民，获得他们的支持。演说需要修辞。[24]
公众决策（民主）也从其他方面增加了对煽情、雄辩的修辞的需求。即使理论上都忠于城邦，但在具体的城邦事务上，公民的利益和偏好未必一致，甚至分歧很大，需要整合。也不能假定公民都是聪明的、明智的、冷静思考的、目光长远的，甚至未必总是善良和公道的[25]——只要想想苏格拉底审判就行了。由于集体行动淡化了个体的利害，有搭便车和卸责问题，公民/陪审团成员的投票热情并不高，因此常常是“怎么都行”，而为确保某个议案通过或不通过，动议者必须辅之热情洋溢的修辞来进行政治动员。[26]不管你认为好坏，这就是雅典民主决策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架构。任何人如果想推动立法和影响决策，公共演说，以及有说服力、感染力的修辞就变得重要起来。演说者必须面对形形色色与他平等的人，不仅要晓之以理，也必须动之以情；不仅要说理，也要“忽悠”；不仅要有总体的，而且要有分别的针对性；不仅要用“真理”，用真实的信息，甚至可能要用“诡计”，用伪装的真诚；不但要用冷静的思考，而且如果可行，一定要用炽热的言辞。
传统中国也有需要以有效修辞推动政治决策的重要时刻和场合，历史也曾一再展现了这样的时刻。但即使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各国也不是雅典式的城邦，从有效的政治整合和控制的层面看，其治理疆域和人口数量，在当时甚至同中世纪欧洲各国相比，都算得上是“大国”。大国的政治决策，历史上，在世界各地从来都不是也无法采用直接民主制，最终决策权总是由君主或少数贵族/精英掌控。[27]某些重大决策，为确保上下同心同德，有时也会有某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即所谓“议事以制”，[28]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说服参与者。但总体而言，这种政治体制下的决策，同古希腊城邦的决策相比，参与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即使“满朝文武”也不过数十人，而真正需要说服的往往也就是那位（或极少数）最后拍板的人。商鞅变法中，是秦孝公；李斯谏逐客书时，是秦王嬴政；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是吴王孙权；曹植吟诵《七步诗》时，是魏文帝曹丕。换言之，中国古代政治决策，即使在“公共场合”讨论和辩论，言说者真正要说服的也只是个体或少数政治精英，而在古希腊民主制中，言说者要说服的是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众多公民。
如果需要说服的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就未必要在公共场合展开，完全可以进入相对私密的空间；当有了文字且便利时，完全可以精确制导，针对特定对象，以文字形式，让对方细致研读、体会和斟酌。当决策权日益集中于君主或重臣手中时，重大政治建议以及相伴的分析论证说服，就可以以奏章、奏折甚至密折方式直接送达最高决策者，完全不必在公共场合展开了。因此，有了贾谊的《治安策》，有了晁错的《削藩策》，[29]有了主父偃关于《推恩令》的建言。[30]
一旦交流对象、空间、时间和媒介，特别是交流双方的权力关系，改变了，即使政治说服会遵循修辞的一般原则，也会导致修辞手段的调整和变化。某些手段会淡化、隐匿甚或失落，而一些对君主、权臣更有说服力的修辞手段会凸现出来。由于决策者几乎是独立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君主/权臣一定必须慎重，能令其信服的一定更多是政治利害的权衡，而不是斐然的文采；由于决策者长期专业于政治决策，也令他必须避免，因此很难，为个人好恶所左右，乃至被“忽悠”；由于交流双方的地位权势不同，相伴而来就一定会有各种操纵和反操纵，君主和建言者会彼此猜疑、猜忌，力求避免太多被对方控制；由于决策者（君主或权臣）往往只有一位，而建言者永远可以是复数，众多建言者相互间也一定会竞争政治影响力（决策者的信任甚至宠信）；等等。所有这些，但不止这些，都会影响建言者的修辞和修辞手段。尽管政治关切完全相同，利弊分析和建议也很相似，位于权力边缘的贾谊留下的是情理交融、文采飞扬的《治安策》（公元前172年），而作为君主心腹的晁错和主父偃有关削藩（前155年）和推恩（前127年）的建言，就史书中保留的些许文字来看，都是简单、直白、犀利的政治利害权衡。
当然，有时诸如此类的政策建言中也有令人动情的文字，也属于广义的修辞，[31]但往往与建言内容不直接相关，只是，为获得决策者信任，个人对国家和君主之忠诚的表白；典型如贾谊的《治安策》、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以及李密的《陈情表》等。[32]至于后代传为佳话的《七步诗》的故事则显然夸大了修辞的力量；[33]就故事本身而言，其凸显的更多是曹丕不容置疑的生死予夺之大权，并以此为基础又塑造了他的仁义——其统治的另一种政治伦理合法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曹植和曹丕两人知心会意、配合默契。
政治决策权高度集中了，而政治治理的疆域扩大了，兼并或统一还导致政治实体的数量大为减少，这都绝对减少了可能参与或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了政治决策对政治说服和修辞的社会需求。以公共或准公共演说为母体（matrix）的政治修辞无从大量发生，无法成为一个“产业”——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