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的政法家门
苏力
【摘要】修辞学在普通中国人心中似乎有关文学和语言，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传统，与古希腊的修辞传统一致，关注的是口语交流，并集中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本文以知识谱系学的视角和方法，探求中国的修辞传统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中发生、衍生和演变，又如何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重新创造了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珍视的，与以修辞格为中心的汉语修辞学形成反差的，关注政治法律社会公共议题，同时关注口语和文字交流的汉语修辞的实践传统。
【关键词】修辞学；谱系学；政治；民主
【全文】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孔子[1]
一．说不清的家门
在今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修辞主要有关文学或语言，概括说来，大致有关文章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乃至我写这篇文章也很可能被法学界视为不务正业。
中国当代修辞学家其实很是抱怨这种社会误解，[2]但这个误解还不能算冤案，并没人栽赃。从唐钺、陈望道、杨树达等前辈1920-30年代各自独立的创造性努力开始，[3]尽管都不认为修辞学仅仅有关修辞手段和方法，[4]但在他们的著作指引下，20世纪汉语修辞学一直基本以文字甚至文学修辞的技巧方法（“辞格”）为中心。[5]无论在大陆还是香港或台湾，修辞学的研究都放在中文系，著作往往以辞格为中心，材料主要是古代诗文。尽管1980年代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反辞格”的修辞学，试图沟通中西方的修辞学研究，有不少努力，[6]但不少学者仍然坚持所谓修辞就是选择同义手段，修辞学就是研究同义手段之选择，[7]而因此，“修辞格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还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内容”。[8]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论是反对、怀疑还是赞同修辞学，关注的始终是言说，特别是公共演说,试图在不同的事情上都找到某种说服受众的方式；[9]并因此总把修辞学同法学和政治学拴在一起。[10]古罗马时期延续了公共演说关注政治和法律问题的修辞传统。[11]此后很长时间内，政法性公共演说传统在欧洲衰落了，修辞更多寄生于传教和布道，或开始附着于经典文本或书信；[12]但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生，公共演说的传统重新兴起，甚至收容了宗教布道的演说传统。[13]今天，公共演说几乎是西方政治家不因离任而卸下的一项收入丰厚的工作；为政治家捉刀代笔也成为西方文秘的一个重要行当。[14]
还没法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尽管今天汉语修辞学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古代诗文，却不能说延续的是中国早期的传统，至少不是孔子的传统。从中国最早的记录来看，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的修辞实践，与古希腊几乎完全相同，一直更关注口头言说，并且集中关注政治问题。本文的题记，“述而不作”，[15]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以及“辞达而已矣”，[16]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为推动社会的政治变革，相对于文字，更重视说话；[17]相对于说话，更重视说话的效果。在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上，孔子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据此对文字和说话做出战略和策略的调度和安排。这丝毫不意味修辞次要，这其实也是一种修辞，是超越了文字和文学关切的政治性修辞。孔子的修辞观是实用主义的，不是本质主义的。
还不仅是孔子。孟子“好辩”，集中关注王道与霸道，令梁惠王下不了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修辞实践的特点。[18]战国时期的大量著作，例如《商君书》、《韩非子》和《战国策》，或是记录了，或是充分展示了，重大政治事务和决策中的修辞。商鞅有关变法的论战，[19]秦王朝初年关于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论争，[20]都是伟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广泛深远的修辞。如果不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只从修辞学上看，这个伟大，不仅属于这些辩论甚或历史的胜利者，也同样属于其他参与者，包括那些政治上的或历史的“失败者”。有些重要文本，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曹植的《七步诗》，今天常被视为文学作品，如果还原历史语境，其主要贡献是政治修辞及其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曾经改写过个人的、特定群体的甚至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
就此看来，早期中国的修辞实践与古希腊的更为类似；也适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分类，属于或附着于政治学。其中充满了有关国家政治事务的实践理性，对人性的洞察，对权力/知识的调度。即使许多具体的论证修辞为政治实践拒绝了，并在这个意义上，也算是“错了”，却无法湮灭其穿越时空的政治智慧光芒。
但中国早期这个曾强健有力的政治修辞传统，到了汉代之后，就不再那么生动活泼、光彩照人了。政治修辞还在，但基本以文字为主，著名的如曾国藩改“臣屡战屡败”为“臣屡败屡战”的故事。[21]我们今天看到的汉语修辞基本是文学的或语言学的，集中关注的往往是诗词歌赋的修辞格。自小学开始，老师一再引用的修辞典范往往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僧敲月下门”之类。
一些人也许会，并且很容易，认为现代汉语修辞学弄错了，走了岔路，应当重建和恢复汉语修辞学的正统，改变其学科分类。但这个判断不能成立，给的出路其实是条死胡同。我们凭什么说现代汉语修辞学是个错误，而不是真理？并不存在一个本质上必须如此的修辞学定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的西方修辞学只是一个传统，可作参照，但不是标准；而且如何解说西方中世纪寄生于布道和释（圣）经的修辞呢？中国早期的修辞实践也只表明政治修辞出身古老，却不能证明其出身正宗；某些人可以以此为由奉其为正宗，但这也只是对信徒。历史从未强加后代人“率由旧章，不愆不忘”的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
坚持马克思、尼采和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传统，[22]本文试图在中国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下梳理并审视，中国修辞及其知识形态是在何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发生和变异的。我试图展示，中西方修辞学曾经的不同关注，及其今天的学科归属，只是各自历史语境的产物，与大写的真理或错误无关。即使曾经错了，用尼采的话来说，它们也都已在各自的历史焙烤中硬化，因无法否证，也无法拒绝，而成为此刻的修辞学真理了。[23]真理不终结历史；相反，正是从对修辞学“真理”的知识谱系考察中，我看到了修辞实践的生动和强健，看到了修辞畸变、寄生和衍生的社会机理和可能。我希望展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在社会权力和权力形式不断变异重构的重重缝隙间，更关注言说、更关注政治的现代汉语修辞的涓涓水流已经溢出、汇聚，变得日益显著、重要，值得政治学和法学的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