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更必须妥为配置惩戒手段和资源，以尽可能提高执法效率，维持相对于执法资源的最优违法违规数量。具体说来，对于一项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多种惩戒手段，如公开谴责、警告、罚款或者两者并用、认定为市场禁入者、责令关闭等等。由于不同的惩戒措施实施成本不一，执法者必须在查证违法违规行为与查证后予以惩戒之间合理配置执法资源。
例如，由于实施罚款的成本较低，执法者应采取严厉（如数额巨大）的罚款形式和较低的查证概率的组合。这意味着执法者即便只确定一个较低的查证罚款的概率（可以减少查证成本的支出），也能实现对违法者的有效威慑。因为一旦被查证，则可以非常便利地执行罚款措施，因而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反之，由于责令关闭等严厉的惩戒措施的执行成本高昂（往往需要其他社会资源的支持，如央行再贷款等），执法者应采取较轻缓的惩戒（如限期关闭、停业整顿）和较高的查证可能性的组合。即通过较高的查证概率，把“责令关闭”等严厉的惩戒措施象“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证券从业者心头，尽管它往往是备而不用的。
但我国对惩戒资源的配置却多有考虑不周之处。如因执行成本最低而屡屡使用罚款惩戒措施，但效果不佳，原因在于罚款数额畸低（尤其是对个人罚款而言），遭受罚款的公司或者个人无异于被隔靴搔痒。这样，为了提高惩戒功效，监管层被迫提高查证应予罚款的违法违规的概率。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投入了巨大的执法成本，却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事实上，提高罚款数额而降低查证违法违规的成本，也能收到相同的功效。
又如，在责令关闭券商之前，监管层应当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券商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动态信息，对于可能的违法违规行为，时时以“关闭、停业整顿”等相威吓，从而能够防患于未然，易言之，应提高查证的投入成本而降低惩戒力度，因为采用关闭惩戒措施的代价高昂。但实际情况是，管理层投入的查证成本过低，对于券商的动态信息掌握有欠周详，而往往是最后券商脓肿疮包越养越大而不可收拾之际，才责令关闭，但此时代价已然不菲。[22]
六、结语
齐白石先生曾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缘由在于“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23]将齐老的至理名言用于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之国别比较，何其神似！在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丛生之积弊渐次暴露的今天，我国亟需走出唯“美”主义的迷思，走出一条自己的证券市场监管道路。
【作者简介】
罗培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关于SEC自1934来的主席（包括副主席）的完整名单，参见SEC Historical Summary of Chairman and Commissioners，http：//www．sec．gov/about/sechistoricalsummary．htm．
Markopolo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http：//www．wkrg．com/politics/article/fraud_investigator_blasts_sec/23318/Feb－05－2009_6－46－am，2009年10月18日访问。
参见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Greater Attention Needed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Division of Enforcement”，第28页，2009年3月，http：//www．gao．gov/new．items/d09358．pdf，2009年10月21日最后访问。
Eric W．Bright，Letter to the Editor，It Isn＇t Surprising That SEC Missed Madoff＇s Scam，Wall Street Journal，2008年12月23日，第A12版。
如SEC执法部总监琳达·汤姆森（Linda Thomsen），此前在Davis Polk＆Wardwell律所供职，2009年辞职之后仍回原律所工作。琳达·汤姆森的继任者斯蒂芬M．卡特勒（Stephen M．Cutler）在离开SEC之后，很快就担任了JP摩根的执行总裁。类似的情形还包括SEC的执法总监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现任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总法律顾问；威廉R．麦克卢卡斯（William R．McLucas），现任职Wilmer Hale’的证券部主管；欧文·波莱克（Irving Pollack），SEC执法部的首任总监，现供职于Fulbright＆Jaworski律师事务所。
http：//finance．senate．gov/press/Gpress/2008/prg100708．pdf（stating that SEC officials“conducted themselves in a man-ner that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of the Pequot investigation）．
Donald Langevoort，The SEC and the Madoff Scandal：Three Narratives in Search of a Scandal，2009年的手稿，http：//scholarship．law．georgetown．edu/fwps_papers/116/#，2009年10月20日访问。
Chevron U．S．A．，Inc．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467 U．S．837（1984）；Skidmore v．Swift＆Co．，323 U．S．134（1944）．
前注，at 8．
前注，at 8．
参见Louis Loss，History of SEC Legislative Programs and Suggestions for a Code，22 Bussiness Law，795－99（1967）；另可参见Donald Langevoort，Seeking Sunlight in Santa Fe’s Shadow：The SEC’s Strategic Pursuit of Managerial Accountability，2001工作论文，at 40，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5144，2009年10月20日最后访问。
参见SEC v．Cuban，Civil Action No．3：08－CV－2050－D（N．D．Tex．2009年7月17日）。
Chiarella v．U．S．，445 U．S．222（1980）．
前注。
前注。
前注。
引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中文图书馆里的一副对联，作者是晚清文人陈宝琛先生。
Elizabeth F．Browne，The Tyranny of the Multitude is a Multiplied Tyranny：Is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Undermining U．S．Competitiveness？2 Brooklyn Journal of Corporate，Financial＆Commerical Law，Spring，2008，pp．374－376．
出自2008年12月5日美国证监会三位高级官员Bruce Karpati，Thomas Biolsi和Robert Fisher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谈话，转引自张子学：《美国证监会监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载张育军、徐明主编：《
证券法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前注，张育军、徐明书，第131页。
参见李鸣、昌忠泽：《证券执法的经济学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例如，2001年8月，鞍山证券被中国证监会撤销。曾经为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而埋单的“央行再贷款”，首次现身券商的处置过程中。按照当时管理层的判断，这类高风险金融机构爆发危机的金额并不会太多，因为多数券商都已在2001年进行了增资扩股。加之当时市场“虚火”仍然很旺，问题远未充分暴露，因此，一事一议成为当时处置风险的基本思路，而国家财政却不得不背负着“托管券商”的重负。此种情形几乎每隔数年就再现一次，其中尤以2004年、2005年为甚。参见罗培新：《财政600亿能否为券商埋单》，载《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日。
参见吴志攀：《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