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SEC精英云集，但在根本上，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各种激励机制的影响。官员看重其执业前景、声望、监管地盘等。一般而言，行政官员还非常在意国会对他们的监督（因为国会控制着行政机构的预算），同时也在意公众对其的评价，因为后者深深地影响着国会对他们的评估。
在表面上，外界对SEC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执法部门的表现。[35]在SEC的组织架构中，执法部门的重要性首屈一指。SEC将自身定位为“首先，并且主要是……一家执法机构。”[36]执法部门对执法行为展开调查，并建议SEC对违法单位和个人予以民事处罚，在获许后，执法部门还代表SEC对违法者提起诉讼。而且在必要时，执法部门还要与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合作，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指控。执法部门之于SEC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经济学家威廉·毕零（William Bealing）所指出，SEC的执法绩效，使SEC的存续以及其从国会获得的拨款得以合法化。[37]
正因为SEC关注其财政预算，而且其执法部门之工作绩效对SEC的成功举足轻重，SEC遵循的策略是，通过营造一种SEC运用国会拨款卓有成效的总体印象，从而增强其对国会的吸引力。于是，SEC极为重视自身的执法行动、以及收缴罚款的数量，这使其陷入了片面追求执法数量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并由此衍生了一系列问题。
（一）SEC宽囿金融危机以博取监管的财政预算
首先，SEC拥有强烈的激励来造成一种外观，即资本市场面临危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问题，SEC必须承担起这一职责。这使得SEC陷于两难困境中：一方面，SEC必须以成功的监管者面目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间或发生金融危机，人们会认为不需要存在SEC。[38]于是，对于SEC而言，最好的平衡方式，是将这些危机全部或者部分归咎于监管资源的匮乏。自2001年安然公司崩塌以来，SEC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声称“由于无法向员工支付足够的薪水”，而导致“雇员短缺”。[39]因此，自2001年安然坍塌以来，SEC的雇员预算经费在2002年和2003年大幅增加。事实上，从2001到2004年，SEC的财政拨款从4．22亿美元飙升至9．13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而且，在2003年和2004年，SEC是联邦政府部门中预算得以大幅增加的唯一的部门。[40]
这场危机还导致SEC雇员的薪酬得以大幅增加。2002年初，SEC主席哈维L．皮特（Harvey L．Pitt）在国会作证时声称，由于雇员薪酬偏低，SEC无力承担后安然时代的监管重任。因而SEC向国会伸手，要求多拨付9100万美元，以多雇佣100名律师和会计师。[41]当年，SEC雇员的薪酬涨幅居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首，其直接原因在于2002国会颁布了《薪酬平等法案》（Pay Parity Act），将SEC雇员的薪酬提高到了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雇员同等的水平。[42]
针对失察于大量欺诈行为的责难，SEC以执法资源不足为由进行自我开脱。然而，此点并非毫无争议。从2000年至2008年，SEC的财政预算投入增长了140%，从3.77亿美元增长到9.06亿美元，其雇员人数亦增长了20%，即从3235人增长至3868人。[43]即使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SEC的资金支持也获得了显著增长。另有一点也休戚相关，即SEC每年向市场收取的监管费，大大超过了其财政预算。例如，2008年，SEC收到了11.5亿美元的监管费，比其财政预算拨入还多2．09亿美元。[44]然而，正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SEC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称，无论是纳税人支付预算资金，还是上市公司和华尔街支付监管费，都要求SEC妥为运用监管资源，及时发现市场风险，确保市场运行无碍。[45]而就此而言，SEC做得并不出色。
（二）SEC“挑肥拣瘦”地选择性执法以赢得监管政绩
在科学的意义上，以执法行动的数量及其收缴的罚款来评价SEC，或许并非最好的指标。然而，由于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金融领域，它们属于“可获得的”数据。而人们总是倾向于运用可量化的数据来评估事物。因而，在国会和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SEC必须孜孜以求于案件数量及罚没款项，以至于即便出现重大的监管疏漏，SEC也往往以其“已经完成的监管数字”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