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这种观念考量，熟人的关系一旦因为工作问题而产生矛盾，往往影响双方私人关系。中国泛道德化的倾向，人事不分，事事不分的倾向，加上小富即安，忍耐的心理则成为影响劳资关系的关键。比如，工作上出问题，老板批评就会不自在，班上班下同事和老板为人不一样也不自在。而中国式矛盾化解常常缺乏主动认错和沟通的习惯，长此以往，则加剧了矛盾。从这个意义上，劳资关系本来就不是劳动合同法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问题，不是企业文化问题。因为，时至今日不仅很多公司不知道自己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而且都不承认自己有，即使有的也是经营理念，对外粉饰的招牌。因为文化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喊出来的，不是先入为主主观建构就能一下子塑造的。如果要说中国的哪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和回答中国文化的定义一样困难。
我们的指责更多的给了老板，往往忽视员工。我不否认勤于职守的，但就地方很多一线监管不严的国企的考察来看，懈怠，偷懒，下有对策的太多了。他们认为挣这么点钱卖力不值得，忠诚的是傻子。在所谓的富士康管理式企业中，员工的意见不尽一致。农村人往往认为挣这些就够了，比家里好多了。城市人口尤其80 90一代，一线工人基本上都不满工作环境，主要是工资待遇太低，老板剥削严重，工作高负荷高强度。很多人也想反映问题，正因为“基本满足 有口饭吃就行”心里的大量存在，谁也不敢也不愿亲自越雷池一步，在加上内外部环境的污浊，现代公民从意识到行动这一步跨出去很难。怎么办呢，中国式变通无处不在，制度总是有疏漏的。领导不在，机械和制度监管不到的地方就偷懒。这种情况在白领办公室也经常出现。记得在一期国学堂栏目中谈到，每天八小时工作，一些领域白领实际工作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大量时间无所事事地打磨掉了，比如上网，做自己的事等等。这时间，及时加班，该是谁剥削谁呢---当然了，那个例子旨在强调目标管理不够细化，不够精确。笔者强调这不是简单的谈论体制 机制问题，也不是说该指责老板，还是员工。旨在说明企业大系统运转中内外环境有很多问题，文化的，特定地理环境塑造的观念的，等等。在一个情理之上，法律仅供参考的社会，仅仅依靠高技术和上级的苛严坚守，表面上一套秩序井然，实则暗流涌动。
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形也不必过度敏感，过度担心。即使改了劳动合同法，实施了劳动合同法也还可能出现新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社会意识的强化，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公司内部力量对比关系将发生质变。传统价值理念的优秀成分也将在积聚流变的时代重焕生机。公众交际化时代，伴随则新一代年轻人现代平等观念的注入，领导者自身在各种社会规范下对真善美道德观的斟酌和不断反思，和谐的劳工关系总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即使在一个忧患不足的民主中，这种能力即使遇到很大的矛盾也能反向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