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醉驾”入刑的“醉”，除了对行为人进行酒精含量检测之外，还应对行为人被检测时的意志状态、行为人驾驶机动车的时速、行为人对机动车的控制能力、行为人驾驶机动车的时间和地点、等进行综合考量，然后再进行定罪处刑。“醉驾”虽然危及公共安全，我们要加大预防醉驾，但我们也不能够贸然、随意地以牺牲某个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我们应该以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对待“醉驾”入刑问题。
二、“醉酒驾驶”是否需要增设情节的限制性规定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中没有对“醉驾”部分作出“情节恶劣”的情节限制，但理论界对此多有讨论。魏东教授的的观点是：在当下汽车社会安全风险严峻时刻的刑法解释论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解释为属于“情节恶劣的”的危险驾驶行为之一，对此行为定罪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情节恶劣”这个要素的限制。他进一步强调，“醉酒驾驶机动车”解释论上的含义是指，只要醉驾，不论是否具有其他恶劣情节，只要不具有其他出罪要素（如无故意或者紧急避险等情形）的，均构成本罪[4]。
笔者主张，应对“醉驾”应作出情节的限制，“醉驾”一律入刑会导致矫枉过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司法资源的压力。如按魏东教授所说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解释为情节恶劣的情形之一”，醉酒驾驶就是恶劣的情节，足以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能够触刑受罚。对此，笔者试问，相比较于“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难道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其情节不恶劣？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危险？在正常思维理解下，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危险系数是相当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追逐竞驶的危险系数要远大于醉酒驾驶。此次《修正案》没有对“醉酒驾驶”作出限制性的情节规定，显然不是“在当下汽车社会安全风险严峻时刻的刑法解释论”[5]所能解释的，而且产生解释逻辑上的断层。对高危险系数的追逐竞驶行为设定限制性的情节规定，而不对低危险系数的醉驾行为设定规定，这不符合逻辑。在笔者看来，“醉驾”入刑体现了国家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民生刑法的进一步彰显，但“醉驾”是作为一种社会顽疾，并不是仅仅依靠“入刑”，提高惩罚的限度，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根除的，而更应该注意激励良好的驾车习惯。在孟德斯鸠看来，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发生，刑罚不是越重越好。我们知道，刑罚不是万能的，只是防止犯罪的一种措施，也是最严厉的措施，我们应当谨慎使用。更进一步说，对“醉驾”一律入刑，会加剧司法成本，加大司法资源的压力。因此，一个良好的立法者更应该多关注于如何预防“醉驾”，而不是惩治“醉驾”，并且注意刑罚的限度。因此，增加对“醉驾”作出限制性的情节规定，理性对待“醉驾”才是对法律本质的坚持，才是对民意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