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箴文化的价值评析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属于旧时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当时廉政文化的重要构成，故受制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有人治的明显特征。形成了时代的局限性。例如，强调“忠”，就会被曲解到“愚忠”的地步；强调“刚柔相济”、“方圆相协”就被曲解成“明哲保身”等等。诸如此类，不便一一赘述。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对它的批判继承。撮其要者，它有以下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官吏文化建设的经验
考察古代官箴文化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以往王朝建设官箴文化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强调官吏坚守大同理想，坚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这成为他们道德自律、廉洁政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二、以往注重官箴文化建设的王朝，都注意总结经验，把道德自律与制度监督相结合，有效地约束君权的膨胀与吏治的腐败，进而实现了王朝的长治久安。
第三、以往王朝注重官箴文化的宣传，使君臣上下研习伦理道德，提高廉政防腐的免疫能力。充分发挥了官箴文化的预防为主、防范为先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与权钱交易。
第四、以往王朝善于总结官箴文化积累的优秀成果，并使之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用以指导为政者，并从端正官风入手，逐步改变世风，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官箴文化说到底主要是思想教育的手段，在防腐倡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的有效执行。官箴文化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受制于专制君权，具有时代及阶级的局限性。其功能的发挥具有相对性，而且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以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为例，其集以往官箴文化建设之大成，不仅问世官箴书籍数量最多，而且内容极其丰富。但就其功能而言，前后表现差异甚为明显。据《清史稿·循吏传》载：“世祖(顺治帝)亲政，始课吏治，诏严举劾，树(一代廉政)之风声”。“圣祖(康熙帝)拔擢廉吏，如于成龙……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於斯为盛。”[37](P·1489)顺康时期因为国运艰难，故大力推进官箴文化建设，从而促进了政务的廉洁，逐渐形成盛世景况。至雍乾(中期以前)，官箴文化影响不断“政循而勿失，盖数十年吏治修明之效也。”[37](P·1489)即延续了廉政之风，国家发展到鼎盛时期。但乾隆中期以后，“权相(和绅)用事后，政以贿成，蠹国病民，乱萌以作。”[37](P·1489)当时官箴文化的宣教工作日益衰微，以致贿政代替廉政，国家出现乱象，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国家已经乱象丛生。及至清末的道光咸丰年间：“然保举冒滥，捐例大开，猥杂不易爬梳”，而廉政影响，几乎“邈而不可见。”[37](P·1489)这种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医方，包括官箴文化的宣教，已不起任何作用，这离清王朝的覆亡已为期不远了。
(二)借鉴价值
1.自律性。官箴文化是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一支瑰丽的奇葩，是先贤遣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最重要的借鉴功能在于他的自律性，即依靠传统道德的修炼，提高防腐反腐的抗御能力。即所谓：“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保其真，守清以保其身”(武则天《臣轨》·《缜密章》)，以此箴言自律，使为政者时时克制，处处警醒，自然会降低贪腐犯罪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