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勤”御怠。“勤”指勤勉不懈的为政精神与道德操守。“勤”的应用，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周成王发布《蔡仲之命》时曾要求他发挥这种精神，即“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28](P·227)。又如《尚书·周书·《吕刑》所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衹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29](P·247)即把发挥勤政精神作为推行德政的思想动力，不仅拓展了“勤”的意境，也扩大了应用范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胡太初在《昼帘绪论》中有进一步发展，他说：“勤政之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摒，所谓公而忘私也”。惟有如此，才能“今日有某事当决，某牒当报，财赋某色当办，禁系其人当释，时时察之，汲汲行之。”[30](P·102)反之，“衔杯嗜酒，吹竹弹丝，宦游之乐，遂至狱讼经年不决，是非易位而知词讼愈多。事机愈伙，不免司败之见诘。”[30](P·102)即是说清心寡欲才能勤于政务，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懈怠政务必将贻误国事，遭受追究受到惩治。对于坚守为政之德，践行“清”、“慎”、“勤”三字精神，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一书中做过精辟的分析：“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事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他认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但此三者，又是极难做到的。因为“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会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所以应当“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31](P·97)吕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使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广泛流传，这对于当时端正官德官风，防腐防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也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3.为政之术方面的内容。为政之术指的是为政的艺术。它是为政经验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中国古代为政的艺术化。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刚柔相济”。古人对为政刚柔相济的艺术，多有阐释，而以清代名幕汪辉祖讲述的最为精彩，即：“刚则易折，柔则易暗，应刚柔相济。”[32](P·313)他认为，当政不仅应有为政之道，为政之德，还应具备为政之术。因为为政之术是保障上述二者贯彻的重要思路与方法，不可或缺。因为为政过于刚强易受挫折，过于柔弱则被人埋没，而刚柔相济，才能达成治理的目标。
(2)“方圆相协”。汪辉祖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又提出“方圆相协”的为政之术。即所谓：“方则显愚，圆则嫌猾，须方则方，须圆则圆，为有方有圆。方圆乃立身之本。”[32](P·313)在他看来为政是一门艺术，也是官的根本。在坚持原则性(方)的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灵活性(圆)，使为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达成施政的目标。
(3)“文武并用”。“文武并用”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结合使用，也是为政之术的重要构成。他最早出现在《尚书·虞书》·《大禹谟》舜颂尧德时所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33](P·134)。孔颖达注云：“广谓所附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所不通，神妙无方，文经天地，武定祸害”[33](P·134)。这是对尧文武并用治国艺术的充分肯定。而这种为政之术深刻影响后世，把教化与法律镇压相结合，形成了后世治世的传统。以致出现了西周的“明德慎罚”[34](P·202)，唐朝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35](P·3)，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36](P·1)的指导思想。究其原委，无不源于此。由上可见，为政之道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的最高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政之德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道德操守方面的要求，具有实际约束的作用；为政之术部分的内容，反映出官箴文化对官吏施政协调平衡的要求，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三者合一，即将指导原则与道德操守及实际运作相结合，从而建构了官箴文化的完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