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发展时期与基本特征。宋元明清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逐步强化的时期，约束官吏的各项制度愈益严格。在“伴君如伴虎”的特定时期，朝廷官吏为求生存与自救，多著有自警性质的官箴内容，使得官箴文化的发展带有官员自箴自省的时代特征。例如，宋朝李元弼的《作邑自箴》1卷[14](P·69-96)；明朝徐榜《宦運日记》一卷[15](P·481)；清朝陈弘谋《从政遗规》二卷[16](P·227)；王凤生《宋州从政录》三卷等等[17](P·335)，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官箴文化自箴自警的时代特征。当然也有特例，明朝嘉靖皇帝20年不视朝政，引起天下不满，海瑞曾备棺进殿死谏，轰动一时，但对君王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8](P·635)。而多数官员则禁若蝉言，只求自保而不敢犯上进谏，这与唐朝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关于官箴书的整理，《官箴书集成》一书收录了具有典型性的保留于现今的有101种[19](P·1)。其中武则天大周1种，宋代5种，元代2种，明代17种，清代73种，清代成为官箴文化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并影响到民国年间，当时也出现了三种官箴书籍。
综观以往，中国官箴文化滥觞于西周，形成于战国秦，确立于汉唐，发展于宋元明清。官箴文化从箴谏君王到箴示群臣、君臣互箴，直至群臣自箴，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的演化规律。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脉络清晰，连绵不绝，实为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所仅见。这种为中华民族所独创的官属文化，以及所呈现的蔚然壮观的历史景像，足以令国人为之自豪，值得后人认真总结与借鉴。
四、官箴文化的体系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广博的思想意蕴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为传统社会的防腐倡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即是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术的三者有机结合。
1.为政之道方面的内容。为政之道是官箴文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以“公”御私。“公”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指的是为国以“公”、为政以“公”，以“公”御私方能秉公处理政务。这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准则。《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P·1414)即把“为公”视为大道的内容与指导，强调其对为政的重要作用。此外，战国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指出：“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又说：“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为此，“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21](P·93)即认为“为公”是建设清明吏治的关键与首要原则，惟有遵行“为公”的道义与原则，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
(2)以“忠”御奸。“忠”同样是为政之道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其强调的是尽忠于国家，尽忠于民族，绝不变节。与奸势不两立，成为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若君王顺乎民心，代表国家，忠君就体现为忠于国家。反之，昏君残民误国，就应起而率民反抗，绝不能实行“愚忠”。孟子曾对齐宣王解释“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天然合理性。即所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2](P·86)在孟子看来，忠于国家与民族是绝对的，忠君则是相对的。倘若独夫民贼执掌国柄，败坏国政，摧残民众，对他的放遂与征伐是救民于水火，是忠于国家与民族的具体表现。大周天子武则天在《臣轨》中做了进一步阐释：即所谓：“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正者也。”下注云：“至忠之臣，则先慈惠百姓，而后忠正于其君也。”[23](P·7)很显然，在惠民与忠君的取舍上，武则天更倾向于惠民的重要性。凡忠君者必先惠民，惠民才能获得民心，而民心的向背又往往决定国家的存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