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监察吏治的主张。有关监察吏治的思想，韩非曾有过全面论述：“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辨不留朝。任事者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7](P·330)即主张通过监察与考课的手段，严厉督促官吏尽职尽责。汉承秦制，汉朝初期的思想家、理论家在继承韩非思想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曾经提出：“(君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8](P·218)否则，“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9](P·238)监察吏治的思想与约束君权的思想都是官箴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执掌中央与地方各项权力的官僚贵族集团，产生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极易激起民众的反抗。为此，以往各个朝代都主张借助秦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对各级官吏进行严格管理与监督，以期澄清吏治，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可见，官箴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智慧的结晶，法律实践的丰富成果，具有深刻的哲学底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官箴文化的历史演变与阶段性特征
1.肇始时期与基本特征。从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两方面看，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以甲骨金文为表现形式的“箴言”与“箴铭”，它的出现说明官箴的文化形态开始萌发。周初武王时以纣王暴政亡国丧身为鉴，于君权专制的条件下，最初产生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即鼓励臣民进献箴言，实行纳谏与自我克制，以免误国与丧国。由此产生了第一部箴言的汇集与编纂——《虞箴》。即《左传·襄公四年》所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6](P·1933)从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战国，官箴文化具有了专制君权条件下有限度地箴谏君王的特征。
2.形成时期与基本特征。由战国至秦朝时期，由于封建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得具有官属文化性质的官箴文化也进入了形成时期。秦代出土文物《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强调：“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10](P·280)显然是帝王针对各级官吏而下达的官箴内容，并为各级官吏所严格遵守。此时的官箴文化具有帝王箴示群臣的明鲜特征，在此期间也有李斯上奏《谏逐客令》一文，最终劝阻秦王收回《逐客令》，但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也只有身为宰相的李斯才能谏止王命的下颁[11](P·285)，并不具有普遍性。
3.确立时期与基本特征。汉唐是官箴文化的确立时期。汉代先后制定了数十种官箴书，如《司空箴》、《尚书箴》、《延尉箴》等均为帝王箴示臣僚的内容(《全唐文》卷四十一)。唐初太宗以《百字敕》箴示群臣：“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闲却是非之口。”唐玄宗作《令长新戒》一篇，说：“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全唐文》卷四十一)同样是皇帝告诫臣僚的箴言。与此同时，由于接受亡隋的教训，汉唐两代都注重臣僚对君权的制约以防国败身亡。以唐为例，贞观初，太宗即位，直(值)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讽帝以民畏未怀，其词挺切”。唐太宗欣然接受，升其任大理丞之职[12](P·600)。唐宪宗崇尚武功，经常游猎，身为吏部郎中的柳公绰进奏《太医箴》，强调：“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受到宪宗赞许，被提升为御史中丞[13](P·518)。可见，因借鉴前朝败亡教训，这一时期的官箴文化带有君臣互箴的鲜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