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论纲
郭成伟
【摘要】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肇始于西周，形成于战国秦朝，确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清。它由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与为政之术三部分组成，共同构成了官箴文化的体系。这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的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官箴文化；为政之道；政之德；为政之术
【全文】
一、以往研究状况的回顾
近年以来，有鉴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学界加强了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对其认识有所深化，对其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在资料收集、整理与鉴别方面产生最大社会影响的，是由刘俊文主编，张忱石、田涛副主编，由笔者等编委共同编辑于1997年12月由黄山书社推出的《官箴书集成》一书。该书共计10册，汇集了101种官箴书，字数近千万。该书的问世，对我国官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完成了资料上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中外学界相继发表了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开展探索工作。例如，高成元1985年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官箴的研究》；刘俊文等在1992年的《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发表的《开发历史文化宝藏——官箴书》；裴传永1999年在《理论学刊》中发表的《箴的流变与历代官箴书创作》；魏丕信(法)撰，李伯重译， 1999年在《清史研究》中发表的《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与中国行政文化》；崔宪涛2005年在《理论学刊》中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官箴书的几个问题》；龚汝富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发表的《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等。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这些论文的发表，无疑从不同的视角，深化了官箴文化的研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官箴文化的学术专著开始问世。例如，由笔者主编2000年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由笔者与关志国合著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等。
回顾上述研究状况，学界多集中于官箴与官箴书的内容研究，为今后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表现为官属文化形态的官箴文化的研究，尚有所不足。本文希翼在以往研究的前提下，较为系统与深入地推进官箴文化的研究。
二、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指为政者，“箴”是指规劝、告诫与警示。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箴者，戒也。”另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明朝徐师曾也说：“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文体明辨·序说》)由上可知，官箴二者合用，应有两重含义：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才能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必定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否则，就会贻误大局，危及自身。可见，官箴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最早萌发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并以箴言的形式加以传播，直接影响到部落联盟机关的领导层面。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诲己”的自戒：“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尧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淮南子·人间训》)禹有自戒的政语：“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贾谊(《新书·修攻语上》)这些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将民众视为高山或者堤坝，他们认为，民心动摇，就有如山崩地裂，自己的地位也将朝不保夕。这种自警自戒的权力自我约束形式，有助于部落联盟的正确决策，从而避免失误的发生。此外，从舜继任部落联盟长开始，创设“纳言”这一监督官职，对自己行使权力加以外部的约束。据《尚书·舜典》说：“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做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颖达正义说：“帝呼龙曰：龙，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惊动我众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纳言之官，从早至夜出纳我之教命，惟以诚言，每事皆言，则谗言自绝，命龙使勉之。”[1](P·132)通过设置纳言方式，监督权力行使，纠正领导者的失误，开创了后世设置谏官进谏制度、给事中执掌封驳诏书制度的先河，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王朝。由上可知，官箴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以及丰富的底蕴。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