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经靖，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张翔. 论物权变动的理论基础及其实现 .法律科学，2002，(2).
梅因. 古代法 . 沈景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154页。
周枏. 罗马法原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版，第341页。
巴里·尼古拉斯. 罗马法概论. 黄风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22页。
孙宪忠. 再谈物权行为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
郭明瑞. 民法.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91页。
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版，第100页。
王茵. 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323页。
弗朗索瓦·泰雷.法国财产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Russel Kirk,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La Salle. Illionis: Open Court， 1974，第190页。
Thomas Hobbes,leviathan,Richard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版，第146页。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eter Las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年版，第306页。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17页。
劳东燕.自由的危机：德国法治国的内在机理与运作逻辑——兼论与普通法法治的差异. 北大法律评论，2005(6).第541页。
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罗杰·H.伯恩哈特，安·M.伯克哈特.不动产（第4版）.钟书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See,Barthelmess V.Cavalier.z Cal.App.Zd 477,38p.zd 484,490（1934）.
North,D.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1990。转引自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第107页。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波恩Inter Nationes1983年中文版，第71页。转引自高健：《康德的启蒙思想及其对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中央党校2001届毕业论文，第24页。
劳东燕. 自由的危机：德国法治国的内在机理与运作逻辑——兼论与普通法法治的差异. 北大法律评论，2005(6).第549页。
参见哈耶克1973年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辞条：《自由主义》，转引自《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第109页。
李猛. 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211页
姜茂坤. 论民国初期“物权契约理论”的发展.北方法学，2008，(6).第127页
赵冈， 陈钟毅. 中国土地制度史. 北京：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年版，第57页
民国大理院四年（1915年）上字第1349号判决例认为：“不动产物权之移转惯例上固多以贴身红契交执为凭，但其让与契约如确已订立，卖契合法成立，则未交付贴身红契亦非无效。”大理院四年（1915年）上字第2259号判例认为：“不动产物权之移转，其买价曾否交足及税契过割之迟早，皆于不动产物权之移转并无关涉。故当事人间如实已就不动产订立契据以为移转，则纵令久未税契过割又未交足价银，除买主应速交价投税过割外，亦难谓其不生
物权法上之效力。”大理院五年（1916年）上字第149号判决例认为：“不动产之物权关系，自当以契据为重要之证凭，不当仅以曾否投税与曾否用官契为断。盖现行法上于典卖田宅而不投税者虽有制裁之规定，然此系为国课起见……亦非私法关系成立之要件。”参见郭卫：《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会文堂新记书局1931年版，第155—156页。
姜茂坤. 论民国初期“物权契约理论”的发展. 北方法学， 2008，(6).第133页。
潘维和. 中国民事法史. 台湾：台湾汉林出版社， 1982年版，第116页
《大清民律草案》第979条规定：“依法律行为而有不动产物权之得、丧及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民国民法典》第75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设立、丧失及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
如在房地产领域，“法制建设相对薄弱，不仅没有一部完整的房地产法，而且相关规定也很不系统，主要是依靠大量政策、命令、行政文件甚至通知等办法进行管理。”参见房绍坤：《房地产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如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系如何确认的批复》指出，房屋买卖关系既未经过国家契税手续，也没有取得房管部门的认可，应认定其买卖关系无效。1983年《
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直至1989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产房屋的买卖及买卖协议签订后一方可否翻悔问题的复函》亦指出：“……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
这一进路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关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讨论中出现端倪。参见牛振亚：《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南都学坛》1990年第1期，第62页。当时佟柔主编《民法原理》、金平主编《民法学教程》、王利明、郭明瑞等著《民法新论》均主张特定物的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起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