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旧法为1979年《刑法》、新法为1997年《刑法》的情况下，由于二者关于犯罪追诉时效的某些规定不尽相同。比较旧法第77条和新法第88条不难发现，前后两者对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明显不同。对于上述不同的处理也应适用刑法第12条的规定，即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哪个规定对嫌疑人更有利就适用哪个规定，这样才是彻底贯彻《刑法》第12条之精神。
第三，“行为跨越新旧法”的情况与前文耗费笔墨较多的“新法跨越行为”的情况不同。对于行为跨越新旧法的情况，区分不同情形，一般应作如下不同处理：行为跨越新旧法，新旧法规定为同一犯罪的，无论新旧法的轻重，均应适用新法；行为跨越新旧法，新旧法规定为不同犯罪的，旧法轻的，适用旧法；新法轻的，适用新法；行为跨越新旧法，旧法认为是犯罪，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不以犯罪论处；行为跨越新旧法，旧法不认为是犯罪，新法认为是犯罪的，对于新法施行以后的行为适用新法。
第四，本文讨论新旧经济刑法适用问题时，与 “行为时”和“处理时”这两个时间点对应的是“新法”和“旧法”。实践中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即在“新法”和“旧法”间还可能存在“中间法”，具体说就是，“中间法”颁布于行为之后，废止于处理之前。对于这种情形如何处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不能仅以行为时和处理时的法律作为衡量标准，要在行为人行为之后发生的所有法律变革中，寻找对被告人最有利的法律，这才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保护当事人的本意。应该说，这种看法体现了刑法的谦抑和人道，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做法在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并非鲜见，如：《德国刑法典》第2 条第3 款的规定：“如果行为终了时有效的法律在判决之前被变更，那么，适用最轻的法律。”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 条规定：“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适用行为时之法律。但行为后之法律有利于行为人者，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