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戴文”的观点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分。物权与债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的区分均是明确而具体的。从权利性质上看，债权属于请求权，物权为支配权。两种权利在客体上有所不同：债权的客体既不是物，也不是债务人的人身，而是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物权的客体则既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应收账款”属于债权请求权无异，但当其作为物权法规定的权利质权的客体时便转化为“应收账款质权”，该权利属于物权而不再隶属于债权。但“戴文”却将“应收账款”与“应收账款质权”等同，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分。
第三，应收账款质权，有别与不动产担保物权和动产担保物权这种物的担保物权，在学理上将其归入权利担保物权的范畴。但是，权利质与物上质（动产质权）除客体不同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任何差异。因此，在现代社会，鉴于可以质押的权利范围日益拓展，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与早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故在立法上通常将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一并作出规定，使其成为质权的两大类型。[7]因此，“应收账款质押”这种权利质权属于物的担保的范围。这在理论上和我国立法上，已成定论。“戴文”以“应收账款不是物权法中的物”为逻辑前提，直接推导出“应收账款质押不是物的担保”的结论，表面上看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实则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前提中的“物”是有体物本身，结论中的“物的担保”则包括“担保物权”，即法定的抵押权、质押权（包括权利质权）、留置权等典型担保物权，除此之外，还包括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优先权等非典型的担保物权。两者字面相同，但法律含义迥异。戴文”在基本观点错误的前提下，其所得出的“应收账款质押并不具有优先于保证的优先受偿权”的结论必然错误。这是形式逻辑三段论运用的结果。
“戴文”得出的上述结论的目的在于排除《物权法》第176条对评析案件的适用。相反，我们认为，在评析的案件中，《物权法》第176条规定的适用不容回避，应当进行充分分析和说明，以求得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