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意义上，“咎”是很难确定的，比较宽泛和模糊，因此，一定要将“引咎辞职”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引咎辞职的标准是什么？过错在什么程度，应当引咎辞职，我国在立法中普遍确立的所谓“重大过错”是指结果意义上的还是行为性质本身？在国外，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引咎辞职的最初和主要原因，但导致引咎辞职的原因，还有政绩平平、能力平庸、经济危机以及私生活不检点等。在中国将这一主观标准客观化，不是基于职权者基于外在压力的主观感受，而是确定的标准，以强制标准代替主观决断，这必然导致引咎辞职的立法难以实施。如韩国前总理因为沉溺于高尔夫球运动，遭到民众的批评，于是引咎辞职。按照中国的重大过错标准，显然无法操作。
第二，什么部门的领导人应当引咎辞职，谁该引咎辞职？作为道德规范，由特定公职人员自律、自责，引咎辞职范围不必确定，操作起来也顺理成章，其范围无需列举，可以扩展到一切公共人物。在国外，靠道德和教义维系的宗教组织自然会出现引咎辞职。如，德国新教最高领袖、德国福音教会理事会主席玛戈·克斯曼女士因酒后驾车闯红灯宣布引咎辞职。再如，爱尔兰主教因对性侵儿童案处理不力引咎辞职。我国一定要对引咎辞职进行立法，必然会顾此失彼。而且也必然会导致责任不清。我国现行立法中确立的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引咎辞职，在不同性质的机关责任形式不同，有的是首长负责制，有的是集体负责制，即便在首长负责制的机关，还存在全面负责和直接负责的区别，对特定问题还存在着主管部门，还有政府层级的管辖。如山西某县煤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是县级领导、市级领导、还是省级领导负责，是正职行政首长负责还是直接主管的副职行政首长负责，是安全监督部门的首长负责还是政府首长负责？由于责任主任难以确定。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作。结果一些官员名义上是引咎辞职，其实是被免职。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一规定的立法用意不言自明。中国已经发生的所谓引咎辞职的案件，民众只看到“辞职”的结果，但辞职前是否“引咎”，不得而知。其实，可以想见，中国的官员不会轻易的引咎辞职，因为，处于仕途的中国官员，特别身居高位的领导，大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艰辛，怎么会主动请辞呢？而且，一旦辞职，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很少有机会东山再起。所以，将引咎辞职法律化不但会使法律和道德相互错位，而且，也会将法定的引咎辞职制度虚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