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法律化的道德悖论
王世涛
【摘要】引咎辞职作为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结果，在我国有助于对权力的监督。引咎辞职制度的确立应首先明确引咎辞职的主体、原因、对象、程序四个构成要素。然而，引咎辞职应首先纳入道德范畴，通过立法进行调整，是一种制度错位。目前，在引咎辞职的法律实践中存在着有悖
宪法原则和制度的问题，引咎辞职能够有效运行，依赖于良好的
宪法和法律环境。
【关键词】引咎辞职；道德自律；法律强制；合宪性
【全文】
引言
引咎辞职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主权在民、责任政府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不仅可以化解政治危机，而且能够挽回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以主动请辞的方式承担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是国际通例。权源于民，权亦责于民，有权必有责是现代国家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1]
自古以来，中国未曾有过引咎辞职的制度和实践，但有对失职官员的问责制度。《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韩诗外传》曰：“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而后，无论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割发代首”，还是满清皇帝的“罪已诏”，虽有引咎自责的成分，但绝不可能“辞职”，仅为一时之过，舍弃江山社稷。因此，其仅具有象征意义，或者说是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的政治伎俩。
近年来，中国的各级党政部门和司法机关开始在本系统内引入引咎辞职制度。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而后，中国的引咎辞职制度从法官扩展到党政领导干部。2002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概括性的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制度。上述规定和条例只是一般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政策和制度范畴，不属于法律规范，不具有法源性。引咎辞职制度成为法律规范的标志是其被我国公务员法加以确认。
引咎辞职作为政治文明，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结果，符合中国建立责任政府的发展目标。引咎辞职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职务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有利于惩治腐败、取信于民。特别是具有官本位积习的中国，引咎辞职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引咎辞职制度法定化存在着许多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厘清，其实践的结果也差强人意。苏力教授曾撰文批评“引咎辞职规定”属于“制度改革的逻辑错位”。中国引咎辞职的法律化存在着价值定位、合宪性和法律适用的诸多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