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当今各国民商立法普遍赋予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动摇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融资和商事交往，影响到日常交易的安全、成本和效率，甚至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到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可能因此遭致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反对。问题在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具有绝对优先的效力？人身损害赔偿之债是否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当和其他普通债权处于同等受偿顺位？进而，如何协调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与侵权之债的特殊性质和地位诉求，已成为当下破产法、侵权责任法乃至整个民商法不得不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二、侵权之债现行受偿顺位的法律评价
遵循《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划一规定，破产法首先在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上维持了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同时在契约债权和侵权之债的分配方面，也仍沿袭传统民法的既定规则，而没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债权区别对待。
《物权法》在借鉴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债务人可利用的财产担保的类别作出非常详尽的规定—乃至于包括浮动抵押和应收账款抵押。这两项担保形式的确立，意味着债务人不仅可以就自己零碎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设定抵押，而且可以将未来的应收账款予以质押。据此可以推断，当债务人陷入破产之时，其可用于向普通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所剩无几。如果此时债务人因为实施了大规模侵权行为，不堪巨额侵权损害赔偿之累而陷入破产，那么，位居优先权地位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是否因事先对债务人的财务或现金流支持而同样难辞其咎？下文将首先对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展开讨论。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与效率缺失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公正缺失不可否认，如果着眼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意志自由对破产债权的分配顺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公平合理，因为无论是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还是普通债权的劣后地位，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基于平等自愿而进行合意谈判的结果。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或许正是通过比较低的利率或交易条件换取相对较高的获偿概率，而普通债权人则可能是通过获偿几率的降低，换取了较为优越的交易条件或较高的利率。[5]这种安排看起来各得其所、相互持平。
但将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的理论与侵权之债进行比较便会发现，由于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一些债权人，通常无法事先预见到其债权是否确定发生，以及发生后的规模或者额度，更无法判断他人的担保对自己日后的债权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不能相应“调整”其债权的具体内容、数额或者风险，所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此种债权人又被称为“不可调整的债权人”(non2adjustingcreditors)，即不能够通过意思自治而对债权的产生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内容作出选择的债权人，[6]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即属此种情形，且其债权的产生具有非自愿或非合意特征，属于非自愿和不可调整债权。[7]
正是由于侵权之债的受害人不能与债务人讨价还价，因而，当债务人将本来可以用作补偿侵权之债受害人的财产拿来设定担保时，便缺少像普通合同债权人那样可以防范风险的救济机制。[8]显然，将这些并非基于合意的侵权债权，嵌入到以合意为前提的合同债权的分配框架中，并将有财产担保债权相对于普通合同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不加区分地适用于侵权之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结果必然对侵权受害人显失公平。
破产法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降低该债权的破产受偿顺位。其他民事特别法在某种意义上也禁止当事人之间通过合意来改变既定的权利义务排序，从而降低他人的权利顺位。[9]但这个原则在有财产担保债权与包括侵权之债在内的普通债权之间并没有得到遵循。
2.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的效率缺失
财产担保的设定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来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将担保对债权人的收益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贷款前调查债务人资信状况的成本；第二，降低贷款后监督债务人合理利用贷款和维持资信的成本；第三，降低贷款本身的风险，确保款项按期如数归还；第四，节省债权实现的成本。[10]应当说，这四个方面的概括十分贴切到位。
然而，评价法律规则的效率高低通常难以绕过两项标准：一是该规则是否为有效率的行为提供激励机制；二是该规则是否在相关主体之间对损失之风险进行有效的分配(毕竟有些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风险分配同样重要)。[11]就侵权之债的效率规则而言，第一项标准可以降低侵权事故的发生概率以及事故预防的总成本，第二项标准则可优化对这些成本或损害后果的分配。按照这两个标准，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对于债务人企业和普通债权人，并不必然是高效率的制度安排。
就第一项标准而言，有财产担保债权绝对优先规则至少会导致三种低效率行为：首先，对担保方式的过度依赖和担保的广泛采用，会扩大市场交易的社会总成本；其次，在担保的成本和风险比其他约束性协约低的情况下，绝对优先规则会导致债务人和债权人宁愿选择设定担保，而不选择或者较少选择用约束性协约作为交易风险的防范手段。[12]如此一来，债务人从事低效率行为的概率将会增加；再次，由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能够确保自己优先受偿，便会依赖此种优先受偿的顺位安排，放弃或者放松对债务人资金运用行为以及冒险行为的监督，而债权人疏于监督，可能难以保证债务人将获得的信贷等交易资源，投入到产品研发、产品质量的保障、侵权风险的防范等方面，甚至背离贷款的合理用途去从事侵权性的冒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