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出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中国人第一个说会起诉的。找政府成为首选，企业则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检察院，人大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尚且遵循如此逻辑，如果作为仅仅吸一口高碳空气，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观者来说,就凑合过吧，还能忍，或许会有人管的。我国联邦行为主义的权力架构，省政府的权力实则最大。省的一纸文件可以决定县区是法院系统的接案权，处理权，执行权。如果省级缺位，下级政府的角色会替代过来。再加上同级政府的压力，利益纽带的牢固，环保部门已经疲于应付，再加上法院的闭门不迎，当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环境问题还能起诉，要么动力逐渐被强大的行政成本内化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普遍性，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诉，一旦问题普遍化就认为会导致群体性纠纷，在老百姓认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设下，唯一同上的路径被打压下去，想要社会民众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纠纷是不可能的。观念的陈旧就很可的，中国人是长于私下解决纠纷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规范化就“伤和气”，伤了双方和气，伤了上下级的和气。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牵涉人数过多就有伤稳定大雅，就不和谐，就得注意政治倾向。这种思维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结果是不稳定的利益表达，做贼心虚的心理不要仅仅埋怨政府，换做你我，谁都逃不了那个圈。多少满坏豪情的赤字进入政图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义胆进军学术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着急上班人多时你还希望自己上车，好不容易上来了因为又一个人拥挤你不想让他上来一样，角色心理束缚难以摆脱。
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不光给了环保部门，更多的给了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作秀色彩浓厚，如果拿内外成本收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来说事，这样的秀，也是值得的。责任这个词在公有制环境下总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权利者就应该，责任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体和垄断组织，政府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在？现如今，在中国谈政府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奢侈品。几十年前，有少数学者关注马基雅维利，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韦伯的作品里都有谈到政府的社会责任。现如今我们习惯于政府的垄断和公务服务政府责任的侃侃而谈，在还弄不清政府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时，就大谈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明星社会责任，富人的社会责任，就理论研究者关注度而论，些许有些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