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因素--首先农村非法占地建房“发现难”。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住房修建自主性强，申报管理制度缺失，加上建筑面积小、建筑周期短，不易被国土管理部门发现；农民对土地所有权和承包使用权存在模糊认识，将土地的责任制等同于所有制，把违法占地建房行为视为在其个人所有的土地上的正常利用行为，同时，村集体组织和村民对村民的违法占地行为态度冷漠，不予举报，不干预，村民之间形成默契，为自己今后违法占地留下后路，“我不举报你，今后别人也不会举报我”；农村土地的经济效益低下，远逊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和打工的经济效益，农民对土地失去了应有感情，故任由他人违法占用本来属于集体的土地。其次是制止难。即使发现了违法侵占土地建房，具有管理和处罚职能的土地管理部门制止和处罚违法行为也是力不从心，收效甚微：一是土地管理法规赋予土地管理部门的制止权缺乏操作性，即违法建房人不停止施工，法律没有赋予国土部门相应的强制制止措施；二是国土执法力量不够，难以应付辖区内大量发生的违法占地建房案件。再次是查处难。对于违法建房案件，国土部门在制止不能的情况下，作出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被处罚人复议、诉讼期限届满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此时违建房既成了事实，法院执行时，面临诸多难题和困境，困住了法院强制执法手脚。农民集一生一家之积蓄建造住房，“拆除”意味着农民一家一生的积蓄全部化为泡影，因此很容易发生家族性或群体性对抗特别是暴力对抗，在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我国行政和司法机关都不能承担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因此凡决定拆除的违法建筑案件，一律变通为现金回购方式处理。现金回购方式负面效应相当明显，等于助长违法占地风气，因为通过守法申报购地建房的成本远高于违法占地建房的成本，前者交纳土地出让金，一宗60平方米的地基，摘牌基准价1万元左右，如果形成竞买甚至高达3-4万元，后者的处罚按“占地面积X100元X20%”（去年6月后基数增加到120元/平方米），60平方米地基最高只需交纳罚款3000余元。前者公开挂牌，出让金没有协商余地，后者是罚款性质，执法中存在协商可能，减少罚款数额，因违法反而获得利益。“三难”的存在使农村违法占地建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生存资源，耕地红线不能被突破，保护土地资源就是保护民众生存的命根子。制止和遏制农村违法占地违建房，要探索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农村依法使用土地，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