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之定性研究
--邵建国案分析
陈兴良
【摘要】本文通过对邵建国案的分析，对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等自杀相关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以犯罪论处。作者还从犯罪构成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司法实践中将自杀相关行为作为故意杀人罪处理的法理失误。
【关键词】判例；自杀相关行为；故意杀人罪
【全文】
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自杀相关行为。在我国刑法中，自杀行为并非犯罪，但对于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如何处理，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邵建国案为分析对象（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3页。），对自杀相关行为的定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案情及诉讼过程
被告人邵建国，男，29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原系银川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文化街派出所民警。1991年8月29日被逮捕。
1990年4月30日，被告人邵建国与本所部分干警及联防队员沈某（女），应邀到苏某家喝酒。喝完酒后，几个人一起在返回派出所的途中，与邵建国的妻子王彩相遇。王彩原来就怀疑邵建国与沈某关系暧昧，看到邵与沈又在一起，更加怀疑邵、沈的关系不正常，便负气回家。当晚7时许，邵建国与王彩在家中为此事争吵不休。争吵中邵建国说：“我不愿见到你。”王彩说：“你不愿见我，我也不想活了，我死就是你把我逼死的。”邵说：“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两个一起死。”邵把自己佩带的“五四”式手枪从枪套里取出，表示要与王彩一起自杀。王彩情绪激动地说：“要死就我死，你别死，我不想让儿子没爹没妈”。王彩两次上前与邵夺枪没有夺到手，邵即持枪进入卧室。王彩跟进去说：“要死我先死。”邵说：“我不会让你先死的，要死一块死，你有什么要说的，给你们家写个话。”王彩便去写遗书，邵在王快写完时自己也写了遗书。随后，王对邵说：“你把枪给我，我先打，我死后你再打。”邵从枪套上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使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王彩见此情景，便从邵手中夺枪。在谁也不肯松手的情况下，邵建国把枪放在地上用脚踩住。此时，王彩提出和邵一起上床躺一会，邵表示同意，但没有把地上的枪拣起。邵躺在床里边，王躺在床外边，两人又争执了一会。大约晚10时许，王彩起身说要下床做饭，并说：“要死也不能当饿死鬼”。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彩的双肩，不让王拣枪。王说把枪拣起来交给邵，邵便放开双手让王去拣枪。王彩拣起枪后，即对准自己的胸部击发。邵见王开枪自击后，发现王胸前有一黑洞，立即喊后院邻居贾某等人前来查看，同时将枪中的弹壳退出，把枪装入身上的枪套。王彩被送到医院，经检查已经死亡。经法医尸检、侦查实验和复核鉴定，王彩系枪弹近距离射击胸部，穿破右心室，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属于自己持枪击发而死。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邵建国犯故意杀人罪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王彩之父王善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邵建国赔偿其为王彩办理丧葬等费用共计1100元。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邵建国身为公安人员，明知其妻王彩有轻生念头而为王彩提供枪支，并将子弹上膛，对王彩的自杀在客观上起了诱发和帮助的作用，在主观上持放任的态度，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负刑事责任。由被告人邵建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邵建国确无赔偿能力。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于1992年11月17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邵建国有期徒刑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