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情节非常简单，薛氏欲回赎辗转售与唐模楫之田产，前断许赎，唐模楫不服再诉。判官认为：薛氏欲赎者，乃辗转相售历年久远之田，倘“令弃业者无日不可回赎，无人不可回赎，而受业者殆矣。”以理而论，不应许薛氏回赎。前断许赎，“盖怜老妇弱子茕茕相吊”，在判官看来，“此事于理于法俱左”，这实际上否定了“情判”的合理性。判官又说，“第孤寡可悯，而律例不可越”，即是说，以法而论，该田亦不应回赎。总而言之，许薛氏回赎，非情、非理、非法。然而，最终判官允许薛氏回赎一半，其理由是“参情法之中”。既然薛氏回赎无律法上的合理性，在情理上也未必说得过去，那所谓的折衷情法不过只是虚言，其实质依然是折衷利益--平衡两方，各予一半。
或许有人会质疑，所谓“利益平衡”不就是折衷主义吗？并非如此。刘邦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12]（P362）其核心理念即是以罚抵罪，平衡利益，显然与折衷无关。同样，被传统中国社会奉为天理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其共同之处，亦不过是利益的平衡。前者无需多说，后者不过是从“欠债”这种利益失衡的状态恢复到“还钱”这种利益平衡的状态。就本文所述案例而言，蒋虞氏案的核心是报偿，周作统案的核心为弥补，均是利益平衡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同样是自缢案，之所以出现结果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因果关系的差异性。在蒋虞氏案中， 许天若前有调戏之状，后有骂詈之行，虽与蒋虞氏自缢并无必然因果关系，但许天若的行为过错明显。反之，周作统自缢，判官认为周星会所为皆出于常情常理，其无过错意在言表。虽然两案都出现脆弱的因果关系，毕竟程度还是有所差异，利益平衡的结果有所不同，也不难理解。文中提到的三例一女两嫁案，虽然其中情理参差，但处理结果都是“失妇而得金，得金即有妇”，属于典型的利益平衡，这种各得其所的结局恐怕很难用折衷主义加以概括。
值得玩味的，倒是周作统自缢案和薛氏赎田案。前案中，周星会并无过错，却要出银理葬；后案中，薛氏并无“理”与“法”的正当性，仅凭判官自己都认为牵强的“情”成功回赎一半田产。关于前者，从古至今的自尽案，牵连之人被迫赔偿之事不绝如缕；关于后者，孟子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理念即是最好的解释。在我们这个民族，“均”始终是“安”的前提，“不均”就是不正义。如果非要给利益平衡的解说扣上一个折衷主义的帽子的话，需要思考的反而是，为何折衷主义在中国如此盛行？孰因孰果，恐怕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当然。或许，正是在连我们自身都无法恰当解释的”非理性“行为中，我们才看到自身规则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正是民族心理与文化认同的底力之所在。
所谓“利益平衡”，其准则不过是要努力实现交互行为各方在利益上的大体等价，这种利益上的等价，可以是交换上的等价，也可以是分配上的等价，还可以是报偿上的等价，其发生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契约纠纷、诸子继承纠纷、命盗案中的刑罚问题--前文所举例证事实上已经囊括了细故和命盗案。“平衡”可以理解为等价或者均衡，它是中国传统“均平”思想在法律领域的投射。而“利益”则更为多样化和模糊化，多样化意指利益的存在形式并非只是金钱或是刑罚，事实上更为广义的“得失”，乃至“面子”都构成利益的内容，其形态与社会生活同样复杂；而所谓利益的模糊化是指利益平衡事实上无法精确衡量，比如一女两嫁案中的“得妇”与“得金”、自尽案中的人命与刑罚，都很难说其中的利益是严格对等的，但它总是在努力接近时人的利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