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两例一女两嫁案的处理逻辑也非常类似。先说李钧所判的“误娶有夫之妇事”。何锦之妻任氏被其母偷偷领出后，几经辗转配与锁锦堂为妻。虽然判官认为“例得还珠”，但“酌情”的结果却与此相反，判归后夫，“着帮给锦（前夫--引者注）钱八十千，以便另娶”。此种利益平衡的逻辑由清人沈衍庆明白道出：“失妇而得金，得金即有妇”。（参见[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毛一鹭所判的“一件欺奸弟妇事”也是如此。诸氏由沈显卖与沈霓为妻，判官认为绝卖属真，应归沈霓。但是，公堂之上，沈显之子抱母哀号，于是判官”酌情“以原价将诸氏判归沈显，前夫得妇，后夫得金--利益平衡。
前载《病榻梦痕录》案例也可用利益平衡来加以解释。汪辉祖认为，虞氏之死，非因逼奸之羞忿，而因诟骂之气愤，气愤自缢显与骂詈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以此将许天若科以徒刑，其罚已重，有失报偿之意。在他看来，“拟以杖枷，似非轻纵”。很显然，罪与刑的报偿平衡是判案的基本逻辑。虽然在此意义上，我们将汪辉祖的报偿理念解释为“情理”并无不可，然而，将本来明晰的概念解释得更加模糊，却有悖解释的基本立场。
“利益平衡”的解释逻辑不仅可以突破“情理说”的模糊性，还可将“情理说”的苍白补足：
周作统旧耕族叔周星会田亩，星会因其欠租而夺之，旋俟其完租而还之，此亦田舍翁之常事也。作统原卖有五斗种田与星会为业，仍属作统赁耕，已经数年。星会虑日后主佃不分，将田起回，另换五斗田给耕。此又小民为子孙计之恒情也。然则作统之自缢，于星会乎何尤？独是始之夺田，原欠实属无多；继之换田业瘠而租未减。是星会平日锱铢必较，不留余地，亦概可见。且开门见有缢死，理应报验，乃辄将尸身移至屋后，希图脱卸，掩耳盗铃，何其愚也。夫业各有主，起佃换田在星会并无不合，惟所换之田略瘠，应较原租七硕减为六硕五斗，以昭平允。除饬尸兄作级换立赁耕外，仍酌断星会出理葬银十两给尸妻黄氏具领。周继暹、聘选等听从黄氏将尸由屋背移回星会门首，大属不应。讯无主使藉讹别情，鼓面深究。（参见[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案中，周作统因拖欠田租，族叔周星会将田收回。同时，周星会担心承买周作统之田日后主佃不分，起佃换田。孰料，周作统自缢而死，因此涉讼。判官认为：“作统之自缢，于星会乎何尤？”不仅欠租收田是“田舍翁之常事”，而且起佃换田也是“为子孙计之恒情”。以情理而论，周星会所为并无过错。然而，判官却“酌断星会出理葬银十两”，其理由是推断“星会平日锱铢必较，不留余地”。前后对照，我们发现判官的逻辑十分牵强。既然承认周星会所为符合情理，其所谓“锱铢必较”自是过于深求！判官如此搬弄情理，究其目的，无非是要“抚平”周作统之死。纵使周星会与周作统自缢无关，但周作统的“死”作为利益损失的事实，本身就构成求偿的理由。在判官那里，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是其真正的逻辑，而情理只是一个幌子。
不能用“情理”予以恰当解释的案例还有：
屯院孙批上海县告人唐模楫状：
前件审得：唐模楫所告之田，乃黄鲫先年卖之乔宦，转数年而归大成。即大成今再鬻之模楫，已将十年矣。鲫妻薛氏一旦挈幼孙黄恩以剿杀鸣府，盖非氏本意，则姚德与黄希孟挑之也。此事于理于法俱左。而前断尚许回赎者，盖怜老妇弱子茕茕相吊，而思完其旧巢也。第孤寡可悯，而律例不可越，刁风不可长。夫以辗转相售历年久远之田，令薛氏遽得尽赎，则自薛氏而上谁无原主，自薛氏而下谁非原主？倘彼此俱以主自恃，此田终何归宿也。且令弃业者无日不可回赎，无人不可回赎，而受业者殆矣。即以薛氏老寡，孙甫垂髫，宜少加恩恤。奈此告又不尽出薛氏意也，无已则参情法之中，以其半归薛氏取赎，则官存再孰之条，而民保久安之业。且与前怜老恤孤之意，又不至相矛盾也。姚德与希孟任情偏证，致淆公法，各应杖戒。唐模楫以弟串名，而复蔓引西孟之兄，亦属添捏，并杖。（参见[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