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案非常相近，前案中所争之妇被氏兄许配他人，后案中所争之妇为本妇所绝卖，按理说，前者应归前夫，后者应归后夫。但是，判官却将前者判归后夫，而将后者判归前夫。相较而论，妇人都与后夫生活三年，所不同者，前案之妇两嫁皆未生子，后案之妇前后均有生育。酌情而论，无论归前夫，还是归后夫，皆言之成理，但事实上两判的结果却迥乎不同。如果我们仅从“准情酌理”的表象来审视此中逻辑，不免会产生似是而非之感。
除了情理的变动不居外，“酌情”的模糊性，还在于其失之空泛，缺乏基点。徐忠明教授说，“所谓‘利益平衡’说到底仍然是如何平衡情理与律例。”恐怕恰恰相反，所谓“情法两尽”，究其实质，仍脱离不了利益的分配与考量。
方大湜曾说：“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8]田土和钱债自不必说，户婚几乎都是改嫁和争继之事。争继表面上是个宗法问题，实际上是个财产问题。清代道咸年间的李钧曾说，“非争继也，为争嫡也，亦非争嫡也，为争产也。”（参见[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即便是人命案件，也往往以图财为目的。“凡女之出嫁而死者，往往讼其婿家，以冀索汝妆奁之余润。”（参见[明]张肯堂：《辞》（卷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古代中国的父母官，虽然深习儒家义理，但亦明白解决纷争不能“俱不言阿堵”，否则“药未对症，疾何能疗？”（参见[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谓“情理”，不过是一种“修辞”，抛开抽象的话语，利益才是它的本相。民众不惮于官府的威权与邻里的冷眼，辗转控诉，虽时常以情理相标榜，但终究与利益相关联。同样，有司察辨事实，准情酌理，若想平息狱讼，归根结底，舍利益别无它途。因此，”酌情“一语，于官于民，无不是利益的衡量与分剖。
无论人情还是事理，都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们若要作用于具体的生活，就需要一个载体，否则就是个虚有之物。在世俗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利益无疑是个重要的联接点，情和理都可以用利益来加以表达，而合乎情理与否最终亦会与民众的实际利益相勾连。所以，情理一方面作为一种利益主张的合理性条件而存在，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观念形态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其才能够充当纠纷调处中利益表达的话语。[11]
所以，“酌情”或者“准情酌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涵不能确定的模糊表达。一方面，因为情与理的含义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要对此难以明确之物进行无法精确之“酌”，其结果，只能是更加模糊。另一方面，情与理始终只是一种抽象的话语，以其来解决纠纷缺乏一个可以操作的基点，而事实上，脱离了利益的处置，准情酌理只能沦为空谈。
三、利益平衡：表达之外的解释
如果我们抛开“情法两尽”的理想情结，对“准情酌理”的模糊表达进行进一步追问，利益逻辑无疑是个恰当的视角。
再来重新审视前文分析的案例。在“一件劫妻事”中，一女两嫁，按律女归前夫，只有当前夫不愿时才会女归后夫。判官李清在酌情的前提下，以情屈法，将女判归后夫。很显然律法中前夫的优先顺序并不为判官所重视，平衡利益才是真正的关键-- “女归于方，金归于沈，如是者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