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和“理”时常是变动不居，甚或是矛盾的。清代的张五纬就说，“或惟论事之常情、常理，而不能察民间之各有其情、各有其理，皆不免有负父母斯民之任。理之所无，事则恒有，即愚民之所谓情理也。”（参见[清]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准情酌理”沦为一种模糊表达。
首先，情理的多维性造成“准情酌理”的模糊性。为了避免枝蔓，还是以“一女两嫁”为例进行解说：
结婚次年，何锦之妻任氏被其母偷偷领出，卖与杨中立为妾。杨中立死后，杨母怜氏幼孀，令氏兄任永福领回择配，不索聘财。任永福将任氏配与锁锦堂为妻，三年后被本夫何锦侦知，以拐窝相控，判官曰：
查何锦未曾衔玉，例得还珠。因该氏已事二夫，不愿再收覆水，洵落落丈夫气也。惟念年逾不惑，尚泣鳏鱼，情殊可悯。锁锦堂误娶有夫之妇，本应离异，然破镜既不重圆，则明珠何妨补聘。着帮给锦钱八十千，以便另娶。任氏仍归锦堂完聚。如此权宜办理，庶几两面俱全，并非赵璧秦城，强作这番交易也。（参见[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案中何锦乃任氏本夫，故判官说“例得还珠”；而锦堂误娶有夫之妇，以情理而论，也“应离异”。只不过，任氏“不愿再收覆水”，破镜不能重圆。于是权宜办理，“着帮给锦钱八十千，以便另娶”。从争讼双方的不同角度来看，覆水难收是情理之内，“例得还珠”‘也难说是情理之外，而这两种不同的情理，所指向的处理结果完全相反。可见，即便同一事情的情理，其本身可能也是多维的。
其次，“酌情”的模糊性还受到情理的冲突性所影响。再来看一件类似的案例：
兵道杨批上海县告人沈显状：
前件审得：沈显与妻诸氏业生子女五人，后以好赌之故，不能保其家室，将妻卖与沈霓。霓与显固同姓不同族者也。越三年而诸氏在霓亦且生女数月矣，乃显以加价不遂，先捏欺奸狂宪，县断绝卖属真，各坐以杖，仍断加银二两。原媒陆义乃左袒沈霓，不以断银付显，致显复以前词为控。今细勘原契，固出自显手，况妇归霓有年，亦无复全之理，第临审时，沈山二子抱母哀号，神色为动，且必欲卖身赎母，泪如雨，头抢地，阅其情景，大为恻然。继犹以原价难之，而彼且不出三日具也。夫结发之妇，既生既育，中道而辄弃之，固显落魄使然，今其子必欲得母，鸟哺之情，自是真恳，即霓亦有幼女在抱，终不能以此易彼也。惟是沈显叠词太诳，沈霓违断启衅，陆义从中阻挠，难免再科。至若沈贤为显族长，不能责显以义，而反与为媒，亦合并杖。诸氏给予沈显完聚，幼女听沈霓收养。（参见[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案也可以视作一女两嫁案。沈显因贫将妻诸氏卖与沈霓为婚，三年后沈显加价不遂以捏奸告官，县断加银二两，霓拒付，沈显于是复控。判官认为，原契绝卖属真，且诸氏归霓有年，不应再归沈显。但沈显二子在大堂之上“泪如雨，头抢地”，判官认为“鸟哺之情，自是真恳”，于是以原价将诸氏判给沈显完聚。判官之所以置绝卖之契于不顾，所重者，鸟哺之“情”耳，然而此情非沈显之子所独有--诸氏与沈霓亦生有一女，只是此女尚幼，不能在公堂之上抱母哀号而已。两种完全同质的情摆在面前，且相互冲突，怎么判其实都具有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