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徐忠明教授关于“情法两尽”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例的考察，[4]在此也不妨选择一例重新加以审视。
（乾隆25年，浙江·秀水）县民许天若正月初五日黄昏醉归，过邻妇蒋虞氏家，手拍钞袋，口称有钱，可以沽饮，虞氏詈骂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审。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县呈催，归途与天若相值，天若诟其无耻，还家后复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缳自尽。孙师受篆，即赴相验。时松江张圯逢与余分里办事，虞处居张友所分里内，张以案须“内结”，令将天若收禁通报。余以为死非羞忿，可以“外结”。张大以为不然。孙师属余代办。余拟杖枷通详。抚军饬将天若收禁，并先查问议详。余为之议曰：但经调戏，本妇羞忿自尽，例应拟绞。本无调奸之心，不过出语亵狎，本妇一闻秽语，即便轻生，例应拟流。夫羞忿之心，历时渐减，故曰“但经”，曰“即便”，是捐躯之时，即在调戏亵语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声称沽饮已阅二十八日，果系羞忿，不应延隔许时。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邻相安，几忘前语。其致死之因，则以虞氏催审，天若又向辱骂，是死于气愤，非死于羞忿也。拟以杖枷，似非轻纵。府司照转，抚军又驳，因照流罪，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梦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谓余不差。是知许天若虽非应抵，而虞氏不得请旌，正气未消，在冥中亦似悬为疑案也。治刑名者奈何不慎。[5] （P618-619）
此案在徐忠明教授看来，属于”情法两尽“的范畴，但在笔者看来，则又是一个“以情曲法”的典型。此案中，蒋虞氏受邻人许天若酒后调戏，次日呈县控追。二十几天后，虞氏赴县呈催途中与许天若“复相口角”，次日夜，“虞氏投缳自尽”。
汪辉祖认为虞氏“死于气愤，非死于羞忿也”，徐忠明教授据此认为此案属于“律无正条”的疑难案件。果真如此么？
此类口角自尽案在清代极为常见，故律有“威逼人致死”条：“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审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律文之后还有条例：“凡因奸威逼人致死人犯，务要审有挟制窘辱情状，其死者无论本妇、夫夫、父母、亲属，奸夫亦以威逼拟斩。”“凡村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又无手足勾引挟制窘辱情状，不过出语亵狎，本妇一闻秽语，即便轻生，照强奸未成本妇羞忿自尽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6] （P438-440）细绎律例，“威逼人致死”条中有“犯人必有可畏之威”一语，意在强调威逼与致死之间的因果关系。条例中“因奸逼人致死”也有“务要审有挟制窘辱情状”字样，也在突出“因奸逼人”与“致死”之间的因果关系。虞氏因何而死？其一再赴县呈告，想必并不“畏”许天若之“威”。其与许天若相互骂詈之后自尽，明显与因奸威逼不符。从正月初六到二月初一，也与而“一闻秽语，即便轻生”反映的因果关系不同。也就是说，既无威可逼，又非因奸自尽，虞氏之死与“威逼人致死”的立法本意并无关联，是一件与律无涉的自尽案，而非“律无正条”的疑难案。汪辉祖“羞忿”与“气愤”之辩的用意显然也在于此。
但结果为，汪辉祖并未简单杖责了事，而是“拟以杖枷”，显然偏离了律法。即便如此，抚军仍不满意，两次驳回，汪辉祖于是改为“照流罪，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处刑更加严苛。徐忠明教授认为，此判“不失持平”。恐不尽然。试想，偶与邻妇骂詈，其气愤身死，便要承担流刑之责，此法岂不太峻？然而，汪辉祖引法不遵，所虑者，人情也；抚军两次驳回，所倚者，亦不外此关天之人情也。情大还是法大？以情曲法，显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