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缔约方设定碳排放权之后，《京都议定书》在第6条创设了这一权利的转让机制：“为履行第三条的承诺的目的，附件一所列任一缔约方可以向任何其他此类缔约方转让或从它们获得由任何经济部门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各种源的人为排放或增强各种汇的人为清除项目所产生的减少排放单位……”。[4]这一机制被称为国际排放贸易（IET）。除此之外，《京都议定书》还同时创设了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项机制（即所谓的“京都三机制”）共同组成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一项内容更加具体、完整和切实可行的权利。

　　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产生的概念，但从“京都三机制”及其实施过程来看，碳排放权的主体并不限于国家。在基于项目的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碳排放权的主体多是非国家的私主体；即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排放贸易（IET），其具体实施也需国家将其所获得的碳排放权份额再分配给国内具体的私主体。由此可见，碳排放权的主体可能是私主体，也可能是国家。当碳排放权的主体是私主体时，其准物权属性得以凸显；而当碳排放权的主体是国家时，其发展权属性就更为显著。

　　二、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

　　传统的物权理论认为，物权即为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排他性地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强调物权人对特定物的排他性的直接支配；物权的标的物原则上限于特定物、独立物、有体物；[5]物权一般具有排他效力、追及效力、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6]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物权特性但是可以准用物权相关规定的新型权利，这些权利通常被称为准物权。准物权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专属称谓，而是对一组动态变化、性质有别的权利的统称。[7]准物权概念的外延比较广泛，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除了公认的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权利之外，以环境容量为客体的排污权也被认为是准物权之一种。[8]而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的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既具有物权化的必要性，也具有物权化的可能性。在国际法实践中，碳排放权也正在经历着现实的物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准物权属性。

　　（一）碳排放权物权化的必要性

　　碳排放权的物权化，是合理配置和利用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气等具有容纳功能的环境要素虽然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也没有显著的实体形态，但能够以其功能辅助经济生产过程，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服务，因此环境容量应该被视为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即“环境容量资源”。环境容量资源具有有用性，同时又具有有限性，过度使用环境容纳功能，既有可能造成对环境容纳能力的破坏，也有可能损害自然环境的其他功能，因此表现出一定的稀缺性。有用性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使用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属于免费物品（freegoods），其公共物品性十分显著，不具有明确的产权特征，其使用具有非排他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稀缺性增强，竞争性使用的格局出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不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9]此时，有必要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对使用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行为进行管理和规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因滥用而耗竭，避免“公地的悲剧”。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有效的制度手段之一就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流通机制，即实行资源的物权化。因此，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实行物权化，建立具有物权属性的碳排放权制度，是合理利用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