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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与民主相关观念更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是区域发展不平等的诱因。自然条件优势使得政府青睐于资源投入的区域倾斜，人口政策的发展滞后，二元矛盾的长期存在，资源的流动性掌控不力加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带来了系统性的社会弊病，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危机，就业矛盾等等。先发达地区和城市的路子给我们更多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地区已经意识到集中发展模式的问题，一方面国家层面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整体国民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缓解二三线城市压力，实现人力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良性互动。二三线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注意社会问题预防机制的建立，比如，立法保障城市规划的功能发挥，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以养老保险区域协调起步，逐步建立全面的城乡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区和居民住宅合理配置，以空间建筑资源引到物力人力资源的流动方向，切忌城中心集中扎堆建设大兴交通系统建设。给民营企业平等的投资经营环境和照顾，鼓励民间资本在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每一个劳动者富裕了，消费能力才能递增。纠正GDP中心主义论，树立藏富于民的思想，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每一个公民的富裕。
其五，法制的制度张力尤其处理好与宗教，习惯，道德，灰色地带的关系。社会转型期，法律面对的社会问起趋于专业化，复杂化。司法的介入有时是必须的，否则国外的势力，宗教的力量就会渗透，中央政权，地点政权的合法性就会降低。宗教问题上，政府的态度更加开明，除了虔诚的信教徒，社会各界对宗教的态度不乏盲目化，非理性化，寄托化，这里面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因素，还党的执政信念有关。在笔者看来，进行必要的宗教学教育迫在眉睫，宗教崇拜的年轻化，泛滥化走入极端，必然取代理性判断，民主决策，宗教产生的根源是史前人类决策信息不足的产物。为了保障权威的树立，不得不依托一种力量。对待宗教的态度，重要的是发扬合道德的积极因素，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力补充。
最后，重视黑社会问题。笔者曾做过相关调查，组织化程度低的黑恶势力主要和当地基层力量的关系牢固，联接的目的是经济利益，其力量支撑主要在区县以下一级。这恰恰是有法不依的难点。实践中屡次受挫后，当事人的报案往往绕过基层派出所，直接接触区，市甚至更上级，结果要么上级直接查办，要么督促下级必须查处，效果确实很好。在老百姓看来，政权的权力等级合法性是逐渐上移的。如此一来，加强对基层执法力量的监督确实是硬方法。实践中百姓的心理分为两类，要么饮气吞声，要么硬碰硬，敢于斗争。真正拿起法律武器对查处黑恶势力有贡献的民众，往往是讲求斗争策略，绕过黑势力关系网的人。倘若一旦百姓对待黑恶势力的潜规则形成行为认同，而集体无所作为时，将是可怕的沉淀、理性、信心和理解是我们当代人应秉持的胸怀。尽管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民主问题，也看到了自己和外文明的差距。实际上，置于同一发展阶段和尺度下，他们未必比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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