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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认为，发达的民主制度，民主意愿的实现始终离不开生产力要素，社会建设水平，国防安全的支撑，以及发达的政治文明。综合评判，当前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优势凸显，产业转型压力加大，多角度二元结构矛盾加剧，军事建设滞后，社会保障全面推进，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淡化，传统非传统的社会规范要素交杂存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触动根基。在笔者看来，如前所述，从文化主义视角，培育全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基本条件，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以重新彰显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理念的优势也必不可少。中国是民主就中国民主化发展的影响因子具体而言，中国民主化的出路有必要在如下方面努力。
其一，利益分化的态势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兼容性应直面社会现实，去糟取精，扬长避短。民主观念的灌输，民主化的教育必不可少。理性对待民主的基础理论议题。民主是现实存在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在我们身边。民主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改革的跟进，国防安全的建设，各种鬼色黑色影响力的根除。民主不能取代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不能凌驾经济规律，社会规律。
其二，民主不仅是执政形式，宪政体制是更是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党内民主与家庭民主够共同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机体，既有社团，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居委会，村委会，政府实体也有网络虚拟空间。在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选民和政党的关系很直接，从商品涨价，学校教育，到劳资纠纷，都少不了政客的干预，政客想方设法拉拢民意，哪个执政者不合民意，老百姓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利益团体与之抗衡。而这些国家的民主果实的获得不是一帆风顺的，基本国家制度形成后，政治运行机制才得已成型，基本国家制度伟大工程的建构，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主义取代精英主义的。民主的实质不在于政党的数量，在于竞争。两党制国家竞选的费用大，两党间互相攻击，丑闻不断，政策制定周期长，过程复杂，政策连续性不强，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时不如一党制快捷。多党制国家当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解散重新选举，容易引发政局动荡，不利于政局稳定。笔者以为，既要保障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提升，保证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权力，又要把地方的权力还给地方，社会的权利还给民众。与民争利的观念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考评指标的民主化合理介入是难以剔除的。党内民主应逐渐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和社会精英。可喜的我国卫生部和科技部部长都是民主党派人士，然而，政党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距离。
其三，走出 “素质决定论者”的困境。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在从不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中，公民社会与公民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大家要记住：民主素质的公民非但不是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反而是与专制的抗争与决裂中诞生的。民众中率先觉醒的人，与专制集团中良知未泯的人，在对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促成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民主也就离我们不远了……[7]涉及农民民主的敏感话题，决策精英主义惯性难以根除。当权者信息封锁，领导者对下属的信息封锁一但敞开，则威严不在。几千年的上下级心理不平衡的压力稳定是领导者社会心理在权力架构，政治运行机制和决策行为上的辐射。即使你认为每一个农民是非理性的，官方的决定能够给他们在将来带来福利，农民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不直接关心领导层的更替，也必须给每一个农民表达利益的机会，倾听每一个个体的呼声，让仅有的利益宣泄渠道得以畅通，拓宽利益表达的空间。因为，我的事情我做主。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实现承诺的效果，现实中，农民大多没有过分奢求，常常是政府说话不算数，引发农民的抗议。政府问责制度的虚化，民主参与问责的缺失，中国模式的弊病产生了--没人监督政府。由此，以政府问责为重点，从信息公开领域突破，分阶段，程序化，制度化地推进民众参与问责，不失为一条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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