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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方面，有学者基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结论，分析了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认为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是其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而之所以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影响村民参与更低一级的选举行为，是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及所带来的压力型地方治理机制所决定的。村民会对乡镇政府进行角色判断，构成了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基础。村民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选举的倾向可能更高。村民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非政府经济组织，对选举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3]在笔者看来，中国民众的斗争性自史不强，农民从未主动与政府斗争，都是自身利益触及后被迫的反抗。农民对自己的民主意识同城市市民差异很大，自主程度底，每一次斗争都是被调动的对象。相反，对经济自主的权利要求极高。笔者曾做过问卷调查，如果给每个农民五十万元，自主创业的比例是是80%，而在城市仅有15%。即便如此，在近年来的群民群体性实践中，因为争取正当权利的行为也被扣上影响政治稳定的帽子。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常常以牺牲相对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应该增加农民收入。[4]
黑社会问题，每每谈及社会治理，联系民主化问题时，常常被忽视而又怠于谈及。法制国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习惯，潜规则，宗教乃至境外，国外等因素都会渗透，民主的价值将难以保障落实。关于中国古代的黑恶势力的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争议的缘由在于对古代黑社会的宗旨，行为目的认识不一。一般的认为，明末组织化达到一定规模，有众多帮派，影响力极大，扮演的角色既有反清性质，也有在今人看来的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红帮就在这一时期产生。这一时期他们实际是作为政府的异己力量存在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本质上讲，帮派都是儒家名教和江湖道义的混合物，并无多少进步性。青帮曾受袁世凯的利用刺杀过宋教仁，受蒋介石的指派参与过“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在抗日战争中为日本特务机关利用，进行过汉奸活动。而洪门参与过太平天国运动，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最终也日趋没落。进入民国后，对国家政坛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发达城市的黑社会组织。从这时开始，黑社会组织的历史就是就上海的历史，也是就中国的历史。上海黑社会在旧中国堪称老大是与上海租界的存在和兴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租界当局特别是法租界当局对黑社会势力的纵容和利用， 黑社会势力的坐大将是十分困难的。另外在上海帮会与黑社会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难分难舍。开埠以来一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无业游民既是帮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成员， 又是黑社会各项黑生意的具体经营者和操办者， 不少人是一身而二任的。其他大中城市中虽然也有类似情况， 但无论如何没有象上海这样突出。与帮会相比， 黑社会对于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为严重， 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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