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正因素存在。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公车以执行公务之名为自己一路绿灯的现象还有存在，引起社会心理的不满。第二，小农意识影响，骨子里的务虚，狂热自大的特性在积聚流变的时代依然保持生命力，与其说抢路，争的其实是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第三，礼教社会，权钱社会，家族社会的纽带牢固，有鲜明的文化自觉特色。[5]礼教道德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亲属关系，家扩展到较大的范围，是亲属关系形成较大的社会群体，[6]社会关系等级化熟人化是突出表现。市场经济要求的平等观念，对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平等尊重程度有待提升。避让问题反映了对每一个陌生生命的不尊重。第四，小团体主义，地区中心主义思想浓厚。演化为个体中心主义，排斥外在利益主体。一旦资源稀缺，每一个角色心理主体的利益维护就变得相当牢固，难以妥协，反应到行路，就是互不让。第五，社会角色期待影响下的集体行为惯性，保留的是“自己时代的道德和审美感受”。[7]社会角色期待具有群体属性和地域属性，作用于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时间空间。无论是否合法，表现为主体行为惊人的相似，跟随性，模仿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国司机，外国朋友到中国的行路，随大流，因为他们也觉得守法不好意思，反映的结果就是集体无意识。第六，角色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学认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司机希望自己一路畅通无阻，行人也不想等红灯，避让车辆。法制约束乏力往往是两个冲突。最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制度化的约束监督机制不到位，结果只强者事实上占据了资源，先行通过，弱者心理积怨，矛盾循环更替。司机的抱怨心理与行人违法现象关系密切，行人抱怨车辆行驶过快，根本不顾及路人生命，出行安全感缺失。双方互相指责，行人抢行基于车辆不会撞自己的预期判断，司机基于路人不敢和我抢，违法了我也不该避让的心理假设。第七，双方法律意识淡漠，行人安全意识不足。据调查，很多司机不知道避让行人的法定情形，行人和疾驰的飞车抢道的情形比比皆是。最后，中国人保守的行为性格，怠于突破。事实上，国人保守的性格使得一些些想守法的行人看大多数人都不守法便无奈的采取跟随策略，他们自身也因为不守法而惭愧。笔者曾在互联网上做过统计，想守法的行人不在少数，摇摆不定的犹豫心理促使旁人的违法行为带动了他们的决策。据笔者观察，在北京街头采取跟随策略的还有一类群体，外地流动人口。北京市交通道路状况复杂，信号灯种类繁多，不少外地人根本看不懂信号灯，他们往往观察别人的行动，然后进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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