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应扩大可诉范围。1．扩大民事案件的可诉范围。在这里，应消除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对本应纳入民事诉讼之案件的限制，使一切民事纠纷均可由当事人诉诸法院解决。2．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借鉴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及墨西哥、加拿大等拉美国家之经验，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使公民在自己的权益受到违宪行为侵犯时或在耗尽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手段后仍然能够在宪法层面得到司法救济，当然，受现有体制的局限，这一步的迈出有一定的难度，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必要性的。3．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应赋予公民针对抽象行政行为之诉讼权。
第二，对诉讼制度本身进行改革。（1）改革现有的立案审查制度，突破传统的原告适格制度。在起诉条件的改革上，起诉应以纠纷或争议出现为要件，而不是以公民的权益受损为要件；进一步消除对当事人起诉较为苛刻的其它限制条件，取消对起诉的实质审查制度；借鉴美国和德国的集体诉讼、团体诉讼的经验，落实和改革代表人诉讼制度，等等。（2）改革管辖制度。从便利当事人起诉和贫困者、弱者的角度对管辖制度进行改革，就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案件采用被告就原告原则。（3）避免诉讼迟延，建立经济型诉讼程序，尤其应对简易程序进行再改革。在我们看来，简易程序是通向正义的“绿色通道”。我们应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其成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领域大多数案件主要采用的程序。（4）改造现有审级制度，延长上诉期限，放宽上诉条件，使公民能够有效地行使上诉权，进入再一次的司法救济，使诉讼权得以周全地实现。
第三，对法院设置进行改革。（1）增加派出法庭，便利当事人提起诉讼和接近正义。（2）设置劳动者法庭（法院）、消费者法庭（法院）、小额请求法庭（法院）等专业法庭（法院），实现诉讼正义和效率；（3）设置巡回法院，实现诉讼便利。
第四，改革诉讼费用收取制度，健全和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关于诉讼费用，长远来看，应该废除公民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尤其是起诉费用之制度。在现阶段，则应注意落实诉讼费用的缓交、减免制度，消除公民因经济问题被排堵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象。
至于当事人付出的其它费用则应借助法律援助制度予以补偿。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经验，进一步的改革是：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放宽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加强国家财政预算对此之投入，开拓经费渠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提高承担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报酬；控制和监督法律援助的质量，使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贫困者、民工等弱势群体得以行使诉讼权，使用司法制度。
第五，改革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法律知识越来越具专业性和复杂性，公民欲成为法的主体去维护权益，越来越迫切需求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律师掌握专业技能的条件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接近律师既意味着接近权利亦即接近实现正义”。因此，为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我们也应在律师制度上进行改革：增加律师人数；提高律师水平；对律师报酬进行改革使之明确化；落实法律援助中的律师帮助等等。
第六，发展与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就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现阶段的法治实践中主要方式有：仲裁、行政调解、第三人斡旋、劳动仲裁、消协调解、法院调解等。对于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应充分重视并发展完善。因为在民事诉讼领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日益成为与民事诉讼程序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它有利于弥补诉讼的不足，分担诉讼的压力，减少诉累。从公民诉讼权维护的角度看，这一机制有利于当事人的参与和裁决的执行，甚至会达到双方当事人双赢（win-win）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