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宪政文明关系论纲

殷啸虎;张海斌

　　文明是人类社会开化、进步与发展的状态和程度，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构成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改造社会的成果则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文明。宪政（Constitutionalism）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态，最初的含义是以宪法来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一套制度设计，规范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在现代社会，宪政具体表现为一种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2] 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因此，从人类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构成了近代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宪政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理念产生、演变、成熟的历史，政治文明实现的落脚点在于宪政理念与制度的最终实现，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并且具体表现为法治文明。

　　一

　　政治文明就其内容而言，至少应包含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四个方面或层次[3]，其核心则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与程序，对政治权力的运作进行规范，保证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最终达到保障人权、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而这四个方面或层次的发展，与宪政的发展是同步的，并且是在宪政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如果我们对世界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进行梳理与考察，就不难发现，宪政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态，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史就是一部如何规制政治权力、实现政治秩序规范化并追求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与共同福址的历史。正如美国学者戈登所说，“立宪政治的观念其起源与西方政治思想一样古老”。[4]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们在考虑政治的正义性问题时，认为法律与正义应当成为城邦政治的基本准则。[5]柏拉图在经过一生的思索与比较后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都服从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6]当然，柏拉图的法律概念在其理念论背景之下具有一些伦理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了城邦政治需要遵守一定的价值准则，在政治正义性问题的解答上具有了初步的宪政色彩。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更结合希腊政治的现实，明确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著名论断，并且在这个前提下论证了法治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优良城邦生活的基础，并且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实施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筮和理智可以实施统治，至于谁说应该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智和理智的体现”[7]“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8]在《政治学》一书中，亚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在技术上实现对政治正义性的问题的解答，并且初步指出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统治者必须依法治理社会的法律思想。由此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看出，在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明史渊源的古希腊，法治与政治正义在政治理论与城邦政治实践和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内在主题。 虽然罗马关于法与政治的关系的探索直接来源于希腊文明，但它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就是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罗马法学家第一次提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认为“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9] 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罗马共和国的民主政体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思想，他为罗马政治实践提出了一个超越世俗的价值参照和正义标准。可以说，没有这种西塞罗对自然法思想的阐发，神的睿智与世俗的理性就不可能结合，中世纪博大的教会法思想体系也就难以建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法思想即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一种法律理论。自然法思想的引入，使得探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问题成为可能；其次它为国家实证法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价值参照。从而使宪政理念有了其得以衍生的基本雏形。著名法律史家梅因就曾指出：“自然学说及其法律观点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在于它能和各种政治及社会倾向连结在一起”。[10]这种对自然法的政治意义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