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新闻法制的历史影响
深谙“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策略的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极力伪装赞成民主共和，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综观其主政时期出台的新闻法制，不难发现，真实情况均是名为共和，实为专制；名为自由，实为限制，名为民意，实为自语。这些新闻法制在当时乃至对其继任者、蒋介石政权，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另类借鉴。
为制造“癸丑报灾”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袁世凯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发布了诸多的命令、通告和训令，使有关部门在形式上有了执法依据，但就其主观来看并无法治理念可言，新闻立法无非是袁世凯箝制舆论、维护独裁统治的工具而已。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从1913年‘癸丑报灾''，到1916年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而实行的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全国报纸总数始终维持在130-150家左右”。[8]新闻事业持续低潮的事实表明，袁世凯政府对报纸报人的摧残和迫害，比封建王朝清朝还要严重。鉴于袁世凯政府箝制新闻事业的发展，各报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做好新闻报道上，因此在政论报刊遭到重创的同时，新闻报道工作有了较大的进步。这是袁世凯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新闻立法继受了晚清以来的新闻立法成果，使刚刚开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得以延续。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无可抹杀它的历史价值。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立法使当时全国新闻事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表明袁世凯政府只是在民主共和潮流下做出建设法律制度的样子，其骨子中的专制思想依旧占据着他的全部大脑。这就启示我们，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培养人们的法治信仰与立法一样不可或缺。政府新闻立法对全国新闻事业的另一影响。
为北洋军阀政府及蒋介石政权所直接继受。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稳固统治，在袁世凯病逝后继任的北洋军阀统治者，不得不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废止或者修改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解除一些新闻禁令。由于晚清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袁世凯政府及其继任者的统治基础没有改变，因此袁世凯的继任者在设法保留沿用《出版法》、《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预戒条例》、《陆军刑事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创制《报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完善和强化袁世凯政府时期初步建立的新闻法律制度。它们的经验和教训，直接为1927年成立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了立法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