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政府加强了对新闻方面的控制，下令停止邮寄、检扣和严办“严禁”的报刊和印刷品，并要求全国所有的报刊重新登记注册，借机以“乱党报纸”的罪名查封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报刊和其他异己报刊。对于无法查封的进步报刊，则通过禁售办法迫其停刊。
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加强对邮电的检扣。1913年，袁世凯政府下令不准报馆用密码拍发新闻，尤其特别注意从北京发往上海的新闻电报。为此，交通部还派员去上海坐镇电报局检查电报，并命令该局“须经该员许可，方准译发”。[5] 11月4日，地位得到巩固的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收缴其议员证书。次日，袁世凯政府交通部发布“禁止邮寄国民党书报”的428号训令，宣布：“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品者，应一律拿办，勿稍宽纵。”具体方案是：凡封面题有国民党字样之寄件，一体扣留，送交地方官检查；凡戒严地之地方官派员到局检查寄件，即应遵照办理；凡属地方官指名停寄某报，亦应遵办；所有反对中央传单及一切印刷、抄写等件，停止寄递。[6]
《
戒严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新闻法制内容。含有管理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主要有《
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预戒条例》、《
著作权法》等。如根据1912年12月颁布的《
戒严法》第
14条规定，在戒严地域内，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在执行时如发生损坏，“不得请求赔偿”；根据1914年8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为维持公共之安宁秩序，保障人民之自由幸福，行政官署有权对“通衢大道，及其他公众聚集往来场所，粘贴文书图画、或散布朗读，又或其他言语形容并一切作为者”行使治安警察权，有扰乱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的可以禁止并扣留其他出版物；根据与《治安警察条例》同时颁布的《预戒条例》规定，警察厅、县知事可对该法规定的人群“行预戒命令，命其于一定期内，从事合法之职业，时加约束，不得妨害他人之集会，与一切自由及业务行为，并不得使用他人妨害之”[7]；根据1915年11月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依出版法不得出版之出版物”不享有著作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