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袁世凯政府又相继补充颁布了《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条例未判案件包括于检厅侦查内函》、《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等规定。1915年7月，《修正报纸条例》的颁布，强化了经济控制手段，进一步扩大了“警察官署”控制报纸言论的权力。
《出版法》--规定禁刊内容及处罚规定的专律。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将《报纸条例》中限制报纸的内容扩大到所有出版物：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揭穿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对于违反者，处罚措施极为严厉，禁止出版物发行，没收其印本及印版，对相关人员处以罚金、拘役或有期徒刑，并且不适用累犯、自首等规定。由于该法规定所有出版物须在发行前须呈送警察署，致使该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许多地方发展成为预检制度。
《新闻电报章程》--新闻电报减价纳费的专规。袁世凯政府不但限制传统传播手段，而且还限制使用先进技术手段对新闻消息和舆论的传播。1915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新闻电报章程》。该章程虽然规定电报局由电线传递刊登报纸之新闻消息，准作为新闻电报，减价纳费，但这一优惠的前提条件是须先经交通部审核批准并领取执照，新闻电报只准用华文、英文及其准用之文字的明语发报，等等。
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新闻法制内容
袁世凯政府不仅以专门法律《报纸条例》、《出版法》、《新闻电报章程》为骨架，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通告、训令为血肉，而且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时候加入了有关管制新闻事业的规定，从而逐步建立起一个为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体系。
实际效力高于法律法规的命令通告训令。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政府陆军部致函内务部，要求“对于外交军事秘密事件，一概不许登载，违者按律严办在案”，如果登载军事事件，必须由陆军部实施新闻检查，宣布自次日起，“实行检阅签字办法”，如有违抗，“本部立即饬员究办”，“决不畏摧残舆论之谩言”。[3]当晚，呼声最高的内阁总理人选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刺杀。为压制各报对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的报道，1913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凡罪案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新闻”。同月，交通部通知各报，凡“碍及国家治安或滋生乱事”的报道，将依万国电报通例一律扣发；内务部通令各地报刊在报道中不得使用“万恶政府”等字样，违者从严取缔。当月下旬，交通部再次通令各报，称“报律刑律均有应遵守之范围，是言论自由仍须以法律为标准”。[4]袁世凯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高压控制激起了新闻界的强烈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