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调解的安排，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将法院调解从民事诉讼程序中完全分离出去，建立非讼化的民事调解制度，由法院以外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调解。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保留法院调解制度的前提下实行调审分离，通过由不同的法官分别负责同一案件的调解与审判的方法，来达到调审分离的目的。笔者认为，前者更着眼于长远，通过建立统一的诉前调解机构，建立一套非司法性的调解机构体系来调解所有纠纷，包括法院转交过来和当事人直接提起的，在这套体系中，法官不应该再参与进来。[9]（P90）法院调解被从民事诉讼程序中分离出来，提前到诉前进行。如果诉前调解不成，则回复到诉讼状态，开始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调解达成协议则由法院审核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法院的作用在于进行司法上的审查监督和赋予调解协议以执行效力，而不再直接进行调解。这样，就将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结合起来。我国在实践中也发展了“委托调解、引导起诉、请求行政部门处理、协助执行”及“三调联动”等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方法，一些地方法院的实验也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民间调解的司法化，主要是指通过法院赋予民间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具体操作程序是，在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允许他们申请法院批准协议，经批准的调解协议便直接成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件，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如果未获批准，调解协议便不具备强制力。这种司法给予调解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纳。在我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
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认可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但这一规定的操作性却大可商议，因为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是由当事人提起违约之诉，还是通过司法审核程序迳行赋予该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该司法解释并没有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在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还要考虑适度的程序保障问题。当事人应当有多种救济权利，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救济方法。例如，当事人如认为调解违背了自愿合法原则，可以向法院提出撤销调解协议之诉；如果在法院审核调解协议时当事人反悔，他应有权要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要求法院立案或恢复诉讼；如果在法院审核调解协议后对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协议，当事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
【作者简介】
王福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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