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动司法”概念的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对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实施《
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劳动立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而是把制定具体指导意见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司法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由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
劳动法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在制定司法指导意见时往往偏重于帮助企业缓解经营困难。虽然企业经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企业应当通过分散投资、购买保险、冲抵公积金等方式予以消化。如果企业通过降薪、裁员等措施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劳动者，这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同样，政府或者法院亦不可采用临时政策或者司法裁判的形式，让劳动者分担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目前由于地方司法能动主义的蔓延，已经影响到《
劳动合同法》的统一贯彻实施，并且造成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大众实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大量劳动者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那么扩大内需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我国居民劳动报酬1983年占GDP的56.5%，此后连续22年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低到36.7%。[33]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的。因此，只有加强包括《
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的贯彻实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对策。
回顾历史，劳动立法不仅不是度过经济危机的障碍，而恰恰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如果没有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也就不可能制定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1936年的社会保障法和1938年劳动标准法，这些法律对于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现代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7. 25美元，并且强调超过40小时的加班都应当支付1. 5倍的加班工资。从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看出，贯彻实施
劳动法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
劳动合同法》不仅不像有些人所讲的“生不逢时”，而是“未雨绸缪”，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帮助我国企业完成了用工体制的调整，从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冲击。在当前出口困难的形势下，继续贯彻实施《
劳动合同法》等劳动立法，并且积极制定一部惠及全民的《
社会保险法》，乃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尽管有些学者将《
劳动合同法》视为企业的一项负担，认为该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应当修改或者废止；[34]也尽管《
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理想主义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的实施效果，[35]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立法是完美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解决。司法机关的权限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解释和运用规则”，[36]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法院都不应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的形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扭曲立法本意，甚至做出与立法本身截然相反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