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获得的财政保障中，自然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法官的薪酬。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法官的工资基本上按照行政级别确定。因此，具有法官身份的公务员与法院外其他种类的公务员相比，只要行政级别一样作为基本工资的收入也大致相同。（4）而且由于中国极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各地生活成本及工资水准的差异很大，不同法院的法官即便是同等级别，薪酬收入也依所在区域呈现出高度不均衡的分布样态。前些年有相当一部分法院，除了由同级财政按照行政级别给法官发放工资之外，还可能以诉讼收费为基本财源，根据法官从事审判业务的绩效给予他们不同程度的经济奖励。其结果是使同一法院内法官的待遇也有可能偏离行政级别而拉开距离，从而一定程度上形成诉诸于经济动机的激励和竞争。关于法官薪酬牵涉到绩效激励的这个部分，必须联系中国法院特有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得到更完整的说明。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有关法院司法行政的权限及实际管理归属于法院自身。而且更具中国特色的是，每个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上几乎自成一体，构成一个个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管理单元。（5）法院院长不仅对于本院的司法行政负有全面的管理责任，其负责的范围还包括对司法审判业务自身的管理，且这两种管理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6）对于每一名法官，法院院长可以考核其司法审判业务的绩效，决定其在本院内部的升迁奖惩。作为“奖勤罚懒”的一种激励措施，特定年度内办案数量多且未发现质量问题的法官在工资之外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奖励曾是许多法院的普遍做法。不过，在部分地区针对一般行政级别的薪酬实施“阳光工资”制度之后，也随着2007年以后作为法院财政来源的诉讼收费大幅度下降，法官在工资之外获得绩效奖励的普遍程度和力度似乎都不再能够达到以前那样的水平了。
无论是法官薪酬根据行政级别并以绩效激励为补充，还是由法院院长全面负责司法行政管理乃至审判业务管理，对于外国的观察者来说，大概都属相当陌生的制度安排。因为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这一类安排颇有与司法的基本性质相抵触或严重影响审判独立之嫌。不过在中国历史和当下的语境中，上述制度安排却都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存在理由或者合理性。法官所从事的审判业务基本停留在解决纠纷的层次，其中并不一定蕴含西方法律传统中通过一个个纠纷的处理解决去不断发现、确认和动态地发展规则那样的观念，因而也未能获得与“引导基于规则的秩序生成”这种高度相对应的社会功能及位置。对于大部分法官来说，日常的业务中还包括大量简单的事务性工作。虽然近二十多年来法院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受理、审理案件参与或介入到对社会具有重大价值的种种利害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来，但审判业务中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与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知识的判断、社会价值或重要性很大和较小的事项等等仍然混杂在一起，使得司法活动难以普遍地被认知为承担了极为重大和独特作用的领域。尤其在一个经济发展构成中心任务或“大局”的阶段，仅仅以处理解决纠纷为依归的司法审判自然不可能在赋予社会资源的优先顺位中居于首要位置。总之，在中国一直到目前为止，社会尚未承认法官能够凭据其从事的工作和作为其业务背景的知识而构成某种特殊的“职业共同体”，对外享有崇高的名声、地位和公信力，对内则拥有自律自治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对法官的激励比照一般的公务人员按照行政性等级和实际的绩效来实施的制度安排也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