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包括法院经费问题等内容的《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把能够使诉讼收费与法院各项支出“脱钩”的经费全额保障作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按照这个文件的思路，法院的人员经费、日常的办公费用和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原则上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经费和用于审判业务的装备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按区域分担，但中西部困难地区法院的人员经费可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在这些地区，还可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法院公用经费和设施及装备费用的比例。这个指导性文件似乎还未把逐步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预决算制度列入当前的政策目标，因而针对的并非学术界批评的所谓“法院地方化”现象或分散化的财政保障体制。看来，作为更加重视现实性或可行性的一种改革方案，上述思路的重点在于切断诉讼收费与法院必要支出之间的联系，力图使所有法院的经费都能够从财政获得全额保障。确实，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法院已经从中央和省等上级财政部门得到了较以前更多支持这一现实情况来看，法院的经费支出依赖手各种收费的程度整体上有望进一步降低。不过，还必须看到，在许多地方，需要由同级财政为法院提供的经费保障是否能够真正落实，既要看该地区一般的经济发达程度及财政收支状况，也取决于法院向地方政府争取或进行交涉的具体过程和实际结果。可以说，只要中央财政仍无法给未能从同级财政得到经费全额保障的所有法院提供足够的办案办公费用和设施及装备费用，在这些方面依然程度不等地仰赖地方政府的法院支出或许就很难做到与诉讼收费完全脱钩。在问题实际解决的意义上，今后视具体情况适时地把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预决算制度纳入长期的政策目标也很有必要。
二、法院管理视角下的法官激励
以上是从司法成本投入的角度去观察法院的财政保障，反过来还必须从“产出”或“绩效”、即司法的公正、效率这方面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在逐步充实的财政基础上提高司法“产品”的数量质量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存在着无数的重大课题，包括什么是又如何做到“公正”、“效率”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但是，出于限定问题的需要，本文仅把涉及到对“司法产品”质量数量起间接控制作用的法官激励与司法行政管理结合在一起作为考察对象。就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而言，对法官的激励与司法行政管理并无多少直接的或内在的联系。然而在中国目前现实的语境中，这两个问题却紧密相关，且都可视为法院财政保障状况的某种反映。因为在中国，每个法院都自成一个由院长负责的司法行政管理单元，且由于司法业务与行政管理相互间的紧密交织和影响而使法官的激励成为管理的一个环节或一部分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