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性行为的。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公平规则控制），则此种可能的不公平交易将愈来愈多地转变为现实的、必然的不公平交易。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即具有掩盖或隐蔽交易内容和利益关系的属性，同时在缺乏普遍性法律控制机制的情况下，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实际处于不被发现或不受矫正之状态，因此，在整体上断言关联交易具有节省社会资源或者产生“社会盈余”始终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关联交易本身存在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对其加以简单地一概禁止或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交易公平与交易秩序，法律对于关联交易应当在传统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效的控制规则。
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实践中，尚无商业判断规则的存在地位。随着中国公司法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司诉讼实践的发展，此类有助于合理公平保障公司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公司法规则将或迟或早地在中国法中建立。
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法律制裁的制度构建中，实质公平原则的建立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建立我国法律实质公平原则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司法者应当考虑到如下基本要素：首先，我国法应当为公司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以适应公司诉讼当事人不同的利益要求；其次，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赔偿救济中，必须坚持实质公平原则，而不能满足于传统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标准，更不能滑入整体揭穿公司面纱的错误之路，这一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证实；最后，在构建实质公平原则具体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规则的宗旨实际上仅在于限制因非适当影响而导致的损害关联公司的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而不是要限制关联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能使生动多样的公司实践受到简单、僵硬的法律教条之限制，因而我国法上的实质公平原则之具体规则一定会经历由简到繁、不断合理化的过程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在明确中介机构赔偿债权人的责任、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修改。《公司法》虽然有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坚持政府监管至上的治理理念仍然十分明显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身份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等。
四、《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发行和交易制度的改革
1。公开发行和私募的兼容证券私募发行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方式。美国是较早采用证券私募发行的国家，并与公开发行相互补充。由于这一发行方式的运用能节约发行融资成本、监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保密性，体现出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效率，因此私募发行在多数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私募发行的投资人是确定的，发行对象主要是长期投资机构（国际上称“战略投资人”）认购，在发行前对认购程度已有了解，且以明显高于发行价取得优先购买权，其发行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我国也早在1990年底就引进了私募发行的模式。我国早期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可以找到私募发行的影子， 1993年4月之前的股票发行，实际上是带有私募性质的一种混合方式。1999年《证券法》确立了“三公”原则以后，私募转而被B股和H股发行所广泛采纳，在A股市场上真正出现包销余额的情况下，证券商也不得不启用这一方式作为补充。而近期的证券公司债券定向发行、特定机构次级债私募发行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都是私募化运作的证券发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