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侦查机关也未完全遵循规范设定的程式。如上文所述，口头传唤、抓捕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从实现侦查目的方面，口头传唤、抓捕大致弥合了规范层面的巨大裂隙，使现实中的各种紧急情形有了对应的到案措施。但是，口头传唤、抓捕的适用也出现滥用问题，主要表现在：即使在案情并不紧急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因方便而大量使用，以绕过上级部门或领导的授权性审查；适用之后，并不上报备案，使上级部门或领导无从监督；更加严重的是，由于缺乏明确规制，期限适用也相当随意，非法拘禁现象十分突出。[46]
问题之二：在到案羁留环节，不仅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重不均衡，必要的权力监督机制也基本阙如。
法、英经验显示，到案羁留环节是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剧烈对抗的场域，实现侦查目的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同等重要。就此而言，设计一种合理的权力/权利均衡机制是必需的。然而，对我国到案制度的考察发现，无论是规范上还是实践中，这种均衡机制都不存在。
在侦查权方面，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的权力配置充分、无滞。这尤其体现在讯问权上。其一，讯问的时间、地点并无限制。侦查人员可以在一天之中任何时间（包括夜间）进行讯问，也可以长时间地持续讯问；既可以在专门的、相对开放的审讯室内进行讯问，也可以在任何封闭、黑暗的其他场所展开秘密调查。其二，讯问的制度压力强大。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疑人必须“如实陈述”。其含义包括接受讯问与陈述真相的义务。侦讯人员可以此为制度武器，强制嫌疑人接受讯问并责令其提供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证据。实践中，其表现是侦讯人员如认为嫌疑人有隐瞒、捏造事实的可能，即可告知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抗拒从严”。其三，不当讯问不易被发现和受到制裁。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47]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8]但是，由于讯问时缺乏其他人员、尤其是律师在场，录音、录像记录并非强制性要求，检察官也不可能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故诸如肉体刑讯、车轮审讯、罚站、罚跪、威胁、欺骗等不当讯问方式实难避免。即使犯罪嫌疑人自己或通过其律师提出控告，也难以举证证实。故不当讯问很难受到制裁。除了讯问之外，侦查机关还可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搜查、扣押、提取体液、组织鉴定等侦查活动。这些措施的适用条件宽松，原则上只要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即可进行。
另一方面，相对于强大的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首先体现为对抗性权利配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到案阶段享有对抗性权利包括拒绝回答权、阅读笔录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和知悉并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权利之中，拒绝回答权并非权利本位，而是如实陈述义务的另一表达；阅读笔录权容易受制于侦讯强制；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因时间紧促而难以实现；知悉并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权利因鉴定的延迟而不具备适用条件。上述问题之外，犯罪嫌疑人在羁留期间的待遇也几近空白。对于传唤、拘传的犯罪嫌疑人，现行法并未规定保障其休息、健康的任何措施。留置情况略好，包括对嫌疑人应查明身体状况，候问室应符合一定规格，应有日常的值班、看管和巡查，等等。[49]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到案措施体系的整体状况。
在强大的侦查机关和弱小的犯罪嫌疑人之间，尚缺少一种中立的监督机制协调以达到平衡状态。制度上，检察机关有权监督侦查，包括监督到案阶段侦查权的行使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不被侵犯。这种监督权与法国检察官的司法监督权非常相似，似乎可以认为这种监督机制的存在。但是，现行法并未规定检察机关在到案阶段的介入方式和监督措施，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到案阶段出现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更遑论其对讯问的监视和干预。因此，所谓检察监督只具有宪法上的象征意义。与英国的拘留警察制度相比，我国到案阶段也缺乏一种科层监督的机制。实践中，侦查人员实施侦查活动时大致遵循“权力自主”原则，上级领导的指挥和监督相当有限，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主张更难进入上级侦查部门或领导的视野，其根由在于缺少一种专门性、日常化、职责明确的权力管理部门。
问题之三：在案件处理环节，中间程序的设置不利于理性侦查，继续侦查的羁押化处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整体上则降低了侦查程序的效率。
我国侦查到案阶段被设置为侦查程序的中间环节，前接立案、破案，后续预审阶段。在到案阶段终结时，进一步的追诉不是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而是变更对嫌疑人的强制措施（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案件侦查仍继续展开。这与法国、英国警察拘留的终结式程序设计大异其趣，其消极影响颇为显著。
从侦查权行使角度看，中间程序设置与理性侦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理性侦查要求“密集调查”和“充分调查”。在最短时间内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足够的证据，而中间程序的设置仅要求“一般调查”。到案前和到案羁留期间都无须“充分调查”。详言之，由于案件需要经侦查到案而进入预审阶段，而预审阶段又远比到案阶段的期限更长，故到案阶段终结时无需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相应地，案件进入到案阶段时的证明要求更低。这种由低渐高的证明阶梯似乎符合渐进式的认识论规律，但极易给侦查人员带来消极、懈怠情绪：在采取到案措施时，认为只要侦查对象有一定嫌疑，且有个别证据即可，因为其他证据可以进入到案阶段或预审阶段后再行搜集。于是，证据搜集工作就会在不同的证明要求下分布于不同的侦查阶段。这就导致相当数量的证据因时间的延误而发生变化甚至灭失，以至于难以收集。作为后果，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嫌疑人的比例就会相应减少。如笔者调查的J区公安局2004年度留置人员中，最终移送起诉比例仅32．2%。明显低于英国的同类数据（43%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