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诉法可以不必像法国、德国刑诉法那样赋予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权和侦查命令权，但是不可以缺少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是实现侦查监督权的辅助性权力，也是实现检察引导侦查的必不可少的权力。没有这种参与权，侦查监督就可能落空，侦查行为的违法状态就可能难以修复，灾难性的违法侦查就可能难以避免。实践中和理论上倡导的“检察引导侦查”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体制的很好的检警关系改革方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参与权，所谓检察引导侦查就是空话。如何引导？通过什么方式引导？这是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强制性侦查监督为主导，建议性侦查监督为补充的检察引导侦查的检警关系模式”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的这一检警关系模式中，参与是监督的必要措施，监督是引导的有效方式，借助直接参与和适时监督，使侦查活动走上合法化道路，检警关系也能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体现。
与发现问题相比较，解决问题往往更为艰难，这是众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们的共同感受。笔者无意从根本上否定诸家关于我国检警关系的处置方案，而是力图提出在笔者看来更切实可行的方案。也许在方家看来，笔者的这一方案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愿意成为引玉之砖。
【作者简介】
陈岚，武汉大学。
【注释】参见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
转引自林钰雄：《检察官在诉讼法上的任务与义务》，载《法令月刊》第49卷第10期（1998) 。
参见高一飞、陈海平：《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参见龙宗智：《论配合制约原则的某些“负效应”及其防止》，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3期。
前引，龙宗智文。
参见何家弘：《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检警关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参见万毅：《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参见陈卫东、郝银钟：《实然与应然—关于侦检权是否属于司法权的随想》，载《法学》1999年第6期。
该模式多为刑事法学者所主张。如陈兴良：《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1期；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陈卫东、郝银钟：《实然与应然—关于侦检权是否属于司法权的随想》，载《法学》1999年第6期；郝银钟：《论法治国视野下的检警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参见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参见陈兴良：《检警一体：诉讼结构的重塑与司法体制的改革》，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1期。
参见郝银钟：《论法治国视野下的检警关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前引，陈卫东、郝银钟文。
参见杨宗辉、周虔：《“检警一体化”质疑》，载《法学》2006年第5期。
龙宗智在《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一文中称：也存在极个别例外情况，如瑞士的巴塞尔城邦即实行“检警一体化”。
参见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0页。
参见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参见刘月进：《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模式评析》，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宋英辉、张建港：《刑事程序中检、警关系模式之探讨》，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
前引，龙宗智文。
刘晓东：《我国检警关系完善新探》，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参见种松志：《检警关系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240页。
参见龙宗智主编：《中国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151页。
前引，龙宗智书，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