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除了“程乃伟绑架案”和“俞志刚绑架案” 以及广为人知的“许霆案”以外，最高法院还至少还核准过以下九个不涉及政治、外交、民族及宗教等因素的案件适用97刑法第63条第2款：[33]（1）李建贵故意伤害案（2000年8月15日）[34]； （2）徐钦朋非法买卖爆炸物案[35]；（3）洪志宁故意伤害案[36]；（4）吴洪照受贿案（2002年12月10）[37]；（5）许善新等走私普通货物案（2003年1月20日）[38]；（6）王杰等抢劫案[39]；（7）查从余、黄保根非法买卖爆炸物案（2004年11月5日）[40]；（8）王海生故意伤害案（2005年1月10日）；（9）杨逸章故意伤害案（2006年11月14日）。
显而易见，审判机关的立场也并非一致，至少是曾经如此。而笔者对于最高法院在前述“冯洲受贿案”中所表达的对于该案公布之后的立场的猜测，也仅仅是猜测而已。而且，笔者不希望这种猜测就是事实。因为，一旦最高法院也将第63条第2款中的“特殊情况”解释为“主要是针对涉及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等极个别特殊案件的需要，不是对一般刑事案件的规定”，由于其掌握着对酌减适用的核准权，将把酌减适用的通道堵死，无异于“自废武功”（抑或“挥刀自宫”），我国大陆的酌减制度也就“名存实亡”（甚至“寿终正寝”）了。当然，即使前述假设曾经是成立的，随着最高法院对“许霆案”作出适用酌减的核准裁定以及本案产生的广泛影响，其也到了被否定的时候了。而且由于宁波、云南等版本“许霆案”的不断浮出水面[41]，酌减在此类案件中的作用也应会得到重视。“相同的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酌减的司法适用尺度很可能只会放宽而不会收紧。
（三）笔者的主张
正如张明楷先生强调的：“刑法的解释就是在心中充满正义的前提下，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过程”，刑法学的任务并不是“设定”漏洞，相反应当合理地填补漏洞。[42]仅仅为满足国防、外交、民族及宗教等极个别案件需要的酌减，会蜕变为一个纯粹的功利工具，不仅很难在缓和情与法的紧张关系、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方面有所作为，而且不无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嫌。退一步说，将此种解释视为“立法原意”也是极为牵强的。申言之：
第一，如果“特殊情况”的内涵如此狭窄，直接在立法中予以明确不就得了吗？实际上，在刑法的修订过程中，最高检察院也曾提出：“如果说考虑到个别特殊情况，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确需要法定刑以下量刑，而赋予最高法院核准权，也应对案件性质和实质要件明确加以规定，防止被滥用”[43]，但这种方案不仅最后没有被采纳，而且始终就没有进入修订草案之中。第二，79刑法第59条第2款中使用的“具体情况”[44]，与97刑法第63条第2款中“特殊情况”，两者在文义上并非泾渭分明，人们完全可以将二者作相同理解，甚至有无“具体”、“特殊”的限定都无关紧要。例如，1922年与1926年《苏俄刑法典》中都在酌减的规定中使用了“案件的特殊情况”的表述[45]，而1924年10月31日通过的《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与1929年10月13日通过的《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使用的则是“案件的情况”的表述[46]。而且根据苏俄学者的介绍，后一种表述当时被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所采用，前一种表述则为苏俄、阿塞拜疆共和国以及塔什克共和国的刑法典所采用。但是，各加盟共和国的审判实践中，一般对两种表述作相同的理解。[47]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均没有将79刑法中的“案件的具体情况”限定为国防、外交、民族及宗教等情况，对97刑法中“案件的具体情况”的解释同样不能进行此种限定。第三，刑法修订过程中，对于79刑法第59条第2款的担心主要是其被滥用的危险，而97刑法已经对其设定了苛刻的适用程序“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相关的立法文献中，限制酌减适用范围的立法意见也很难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