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自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以来，已过去十余年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国内已经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尽管如此，在很多人眼里对法治的认识依然存在不少误区，例如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来进行治理的思想就根深蒂固。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对中国法律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古代法家思想进行分析，旨在解决这种工具论视野下的法治之危害。追寻历史的轨迹，并作为借鉴，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法治之路应往何处去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

　　毫无疑问，历史上法家（主要是先秦法家）和儒家（主要是汉代儒家）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这两家的法律思想，并省去对其他诸子百家的分析。

　　1.法家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

　　作为最早系统阐述法家治国思想的《管子》[1] 一书，里面给“法”下过许多定义，如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2]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俵也”[3] ；《管子》对法律的作用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4] 。“法者，将立朝廷者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法者，将用民能者也；……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5]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6] 。无论是从定义还是作用，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律被君主用来役使臣民和维护统治秩序，其工具性质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值得一提的是，“以法治国”的口号也是在《管子》一书中最先提出的，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7] 。但《管子》的这一“依法治国”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之中，即所谓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8] ，也就是说《管子》认为，立法者是君主，执行法律的是官员，而民众是被法律治理的。这种“法于法者民”的思想，一直为后来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子所继承，并始终没有突破“生法者君”的范畴。